⑩ 梁漱溟：“1978年政协会议期间讨论宪法时的发言”，收见《梁漱溟全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7卷，页457：“毛主席对于法律做如是观”，同前，页429－30.

　　11 唐德刚：“走出历史三峡需时两百年”，载《明报》月刊（香港）1999年6月号，页14—6；《晚清七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0），页518以下。

　　12 颇具戏剧性而实为此缩影的是，据老辈讲述，抗战之前和之后两段，笔者家乡的庐江至巢湖一带，以一河为隔，而分处国、共两界，常呈拉锯状态。今日河之北姓 “共”，河之南姓“国”，明日可能恰恰相反。如此往复。双方各有规制，强令奉行。百姓多昧，无以措手足，不堪其苦。例如，一方要求叫“同志”，一方习常呼 “老总”或者“保长”，也有要求叫“同志”的。乡民习以大爷大叔或者大哥大姐等伦理关系相称。据说，许多乡民来不及“换脑筋”，而将“同志”错当“老总”，却又呼“老总”为“同志”，以致挨叱或者挨打。至于1950年代以后三、四十年间反反复复，迄无定准，一切均失去了可预测性，以致人人自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这种不可预测性，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在“深入”，因而有为了防范不测，而求“私产入宪”的讨论。小而言之，即以农民进城务工、卖菜为例，亦深受此苦。以首善之地的北京来看，调查指出：“有的经营场地一阵被取消，一阵又不管，自发经营，像是半地下。”犹有甚者，整体说来，“进城的流动就业人员，随时有被抓走、遣送的可能，就业也就处在半合法的不稳定状态。”应当说，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时段“不稳定状态”的缩影。以上参详崔传义：“适应农民进城，调整城乡关系——对进京农民工及其子女就业就学和居住问题的调查”，收见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161以下。

　　13 吴经熊：“法律的三度论”，收见刁荣华主编：《中国法学论著选集》（台北：汉林出版社，1976），页2，3－4.

　　14 参详许章润：“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载《中外法学》（北京）2001年第6期。

　　15 有关于此，参详许章润：“法意：人生与人心”，见拙集《说法活法立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序言”。

　　16 《超越东西方》，页107，136.

　　17 《超越东西方》，页129.

　　18 《超越东西方》中的几则叙述，对于吴氏的知识趣味和智性状态有极佳说明。1930年春季学期，吴氏在哈佛研修，自述与约瑟夫·毕尔相处融洽，但却感到精神不振，心灵一片空白，从其叙述可知，后者“更算一个法律技术员，而非法哲学家”，以致无可深谈，而有精神的寂寥；学期末，毕尔邀请吴氏下学期讲授“贸易法”，——“没什么比这个离我的兴趣更远了”，因而没有接聘。非惟如此，即便是法学，也对他的性灵生活产生了冲击，以至于履美之初，“我的法学和哲学偏见越来越冲淡了我那不多的信仰。”以上参详《超越东西方》，页140－1，75.

　　如果说以上只能算是“释证”的话，那么，一段写于1938年的夫子自道，就应算是直接“心证”了。在《唐诗四季》之“冬”中，吴氏写道：

　　倘若有人问我谁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我一定说杜甫；但是倘有人问我谁是我最心爱的诗人，我要说后主李煜。

　　而后者之所以让吴氏情有独钟，可能，就在于

　　李煜是戴过皇冕中最多情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多情的儿子，多情的兄弟，多情的丈夫，多情的父亲，多情的朋友，多情的皇帝。就是在未被俘以前，他也是泪多于笑，生活中最微小的悲剧都给他普通人不能感觉的痛苦。

　　以上详吴经熊著、徐诚斌译：《唐诗四季》（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页110，111.

　　19 《超越东西方》，页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