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及“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律师亦将为此类问题所困扰。每一法律均统制一定的事件，或一类的情事。不论它是真实的，或是拟制假定的事实，均构成法律的一面……问题常是：什么是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关于此一案情或彼一案情的法律？

　　所有的法律均与事实相关。法律与事实共存亡，法律并非产生于事实发生之前。谈法律而不言事实，诚属荒唐！13

　　当时中国法律领域的许多事，恰恰就属于这类毫无事实基础，“诚属荒唐”，但又不允许俟诸来日从容为之者，真正是“不得不然”。14因而，整个二十世纪，至少在前半叶，中华文坛星斗甚繁，而法学大家为零，不全是什么“传统”使然或者当政者“重视”不“重视”的问题，更不是中国人天生就笨，而实在是面对时代课题，法律法学无以措手足也！法律人因而无以展长才、施抱负，只能做点零打碎敲的杂什，譬如，上上者做个诸方势力夹缝中各种“立宪”的秘书班子，下焉者起草个“镇压”什么或者“戡乱”什么的狗屁条例的笔杆子。此情此景，此时此刻，你能指望宁波吴公以一身而敌一时代，单单成就伟大法学吗！时不我用，也时不我待，逼迫到头，以回避换进取，藉由糟蹋身子而保全心灵，自然是法意阑珊，兴味阑珊，十里洋场上，大喝花酒去也。

　　而说到底，吴氏的中年皈依牵扯到法律之为法律的根本性质问题。简言之，凡通常所谓法者，既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必为一种意义体系。15其为一种意义体系，在于蕴涵了特定人文类型人民的基本情感和价值追求，反映了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理想与憧憬，足以成为他们信仰的表达和寄托所在。就是说，法律应当反映法律体系所置身其中的特定人文类型的道德理念、人生理想和价值标准，将该人文类型的是非之心换形为法律的奖惩规则。这样的法律源于居民的活法，说明了居民的说法，最后才落实为立法，因而才会为居民引为生活的矩绳，产生信赖乃至信仰，从而，获得其合法性。用吴氏自己的话来说，法律的“感知”和法律的“概念”原本就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同形面，所有能触动最外在的实在的东西，当然能够并且应当在我们感情的最内在处激起涟漪，从而，法律不过是我们可藉之抵达真理的一个部分，法律由此而“成为偶像”。16 一般情形下，人世生活但求安全与安宁，公平与正义，法律应当以此为目的为灵魂。但凡能够提供安全与安宁的法制，便是良好的规则体系，而具备法律之为法律必因其具有法的效力这一基本前提；但凡满足了公平与正义要求的法制，便是值得信托的意义体系，而适成良法，有可能“成为偶像”。而何谓公平与正义，则需诉诸特定人文类型，以该特定人文类型中一般居民的人生与人心为皈依。迄止“约翰·吴”洗手不干变成“若望·吴”，他曾经有过兴味盎然之时，“中外报刊”对于他的判决的“良好评价”，使他感到中国的司法不仅正在“霍姆斯化”，而且，他还“正在用自己的法学观点塑造中国法律。”17对于一个早熟的、具有浩然理想的法哲学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加鼓舞人心的呢！但是，随着介入渐深，他所遭逢的法律，剔除字面涵义不论，最好的是一党之法，最差的乃是借法律之名而行毁法之实。而他费神既巨、祈望亦切的“吴氏宪草”，终只是书生具文，敌不过盒子炮。在此情形下，法学公民的吴经熊的法律热情焉能持久！倘若吴公只是一介刀笔师爷或仅治部门法的专家型学者，并无价值追问或尚无需进行价值追问，那么，他当然也就无需面对这一苦恼；或者，倘若吴公属于闻一多式的血脉贲张、拍案而起型人物，或能尽抒胸臆，管他后果不后果，而免于低吟徘徊之苦；或如钱端升，出入于用世与避世之间，张弛不惊，善为调治，也行。但是，吴先生是个温文善良的书生。观其著述，念其行止，可以看出，他的心灵敏感而多愁，诗人气息浓郁，忧时伤世，而生活上则似乎甚至不脱江南士子的趣味和习性，恰是深蕴实践理性与实用智慧的法律法学所当避者。18 1936年或者1937年，他写下的一则札记，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于自己这种心境与情怀的正面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