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我的灵魂啊

　　醒来，诗歌和竖琴

　　我将唤醒黎明

　　十七年前，他因惊异于“美国的上主是全能的美元”，目睹周遭美国同学“用最不敬的方式以基督之名骂人”的堕落气氛而放弃皈依，22 此刻，在“两个世界”之间纠结的他，终于选择了或许能将自己的现世生活与精神生活两相统一的灵修之路，迎来了自己的精神“黎明”。在半百之年撰述、讲叙自己灵修心路的《超越东西方》中，吴氏写到，“道”之一字，意味着不可用词句来表达的终极实在，一切事物和美德的不可分别、不可言喻的来源，“它是朴素，它是至一”。23 而他的“心智面貌的主要特征”，如其自述，“乃是谐调彼此矛盾的东西的持久倾向……通过谐调，人就超越于不谐调的世界之上。”24至此，似乎，藉由放弃，放弃最具现世性的法律和法学，他获得了精神世界的“至一”。——可能，这是一种更为勇敢的面对；至此，似乎，藉由“至一”，他“超越了东西方”，这一不谐调的现实世界，而获得了精神的安宁。

　　实际上，早在1923年2月5日，当霍姆斯读到了那篇发表于《密执安大学法律评论》上的“霍姆斯大法官先生的法哲学”之后，即致信年轻的吴经熊，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欣赏你对法律表示出来的狂喜。我只是害怕当你潜入到生活的（艰苦）活动中时，这种兴奋会变得黯淡了。但是，假如你像我所希望的，也像你的信所显示的那样，胸中燃着一把火，它就会幸存并且改变生活。25

　　老法官一生专与麻烦打交道，判案无数，阅世多矣，深谙对于理想本身或者对于一个胸怀理想者的考验，“就是看他在困境中对于生活是否还抱有美好的希望，因为人在春风得意之时，难免要高谈阔论。”26 故而，老人看到孺子可教的同时，对于法律的道路上之前路迢迢、歧支纷出、危机四伏，也不能不说，即便言之含蓄，点到即止，甚至可能说了白说。回国前夕，吴经熊给霍姆斯写了一封情感真挚、充满离愁别意的长信，其中有“我在沉重的使命前发抖了”27这样的句子。时光流逝，上述两方之言均不幸成谶。吴经熊“对法律的狂喜”在残酷的现实碾压下瞬息即逝，而那一把火，虽幸留存，却终于燃向了灵修。——灵魂在上，法律法学云乎哉！

　　第三节 思想的最为内在的统一性却依赖于最为外在的假设

　　折磨吴经熊的“两个世界”是一张由多重的互动关系编织而成的蛛网。抽丝剥茧，举纲张目，我们发现，它包括法学思想的微观和法学思想所牵扯到的宏观两个层面，思想的内在和外在两条理路。正是这两个层面和两条理路的纵横捭阖，铸造出将他的法学生涯早早扼困的铁栅。从微观立论，仅就法律理性层面而言，吴氏的双肩即已重任如山，一如其夫子自道：

　　我的全部哲学都可视为调和霍姆斯和施塔姆勒法律思想的努力，调和感知与概念、生成与已成、内容与形式、利益论与正义论、经验与理性。28

　　塔姆勒的学说辗转于理性追思，在逻辑谨严的古典哲学式论辩中，重在揭示法之所以为法，但据说因“极端抽象和晦涩”，而为论者诟病。29 霍姆斯则被视为实用主义的大师，以重在解决案件争讼而达成公正为中心，自司法过程当事者的视角，讲述法之如何为法。二人的追求自然有别，思路和方法确乎不同，风格亦且迥异。由“调和”的“努力”可见，吴氏心目中的法律图景是一个统一的规则体，统一的意义体。用吴氏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法律的感知”与“法律的概念”不过是法律的一物之两面，“前者不过是被感知到的法律，后者不过是被构思出的法律。”30 以如此设想的一个统一体来涵容如此捍格不投的对立两极，调和其间的种种实际存在和可能存在的矛盾，尝试者多有，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综合学派”，但成功与否，正可用“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句老话作结。吴公于此，虽学有大志，不也如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而留在心中的，便只有一幅破碎的景象：“至一”的获得，于是只能超出法律始望求得。“天下事往往因理想太高其结果适得其反”，31这句话原是青年吴经熊嘲笑“儒家的简单头脑”不解“微妙的真理”时说的，相当轻狂。此时此刻，倘若“儒家”以此回敬，不知德生公将作何应？又能答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