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心某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它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Pilate）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完人是没有的。19

　　这样子履行法曹职责，哪怕按新闻用语惊呼为什么“所罗门王”，其内心的煎熬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如果世道太平，吴公或按部就班，以他的天分、勤勉和人脉，继续书生事业，成就一家之言。可他生逢乱世，时不予我，只能将一腔忧思，转而为虔信的热忱，在此世与彼世间流连辗转。皈依前夕，吴氏写道， “身为我这一代的中国人，就是成为一个非常困惑的人”；事后在回忆录中他复自述，“我年近四十，却仍未获得我可无保留地信奉的真理，真是觉得不幸之至”， 20 凡此可为法律和法学不足以慰藉心灵的直接证据。而一旦找到认为“可无保留地信奉的真理”，其世俗生活层面的“专业兴趣”随即迁转，也就极其自然。实际上，当真诚的学者发生如此“专业兴趣”的转移之时，常常也就是遭逢难言隐痛之际。距吴经熊皈依整整二十年之后，“八百年前是一家”的另一位吴教授恩裕先生，时任教北京政法学院，鉴于形势，“兴趣”也发生了变化，从治西方政治、法律学术转到了“红学研究”。正如以明治乱、知兴亡为职志的史家陈寅恪，晚年二十载，从陈端生到柳如是，如其所述，“著书唯剩颂红妆”，其实，或内在或外在，都有其难言之隐痛，不得已而为之。如此这般，以法律为业，可后者却难堪理想和信仰之寄托，“吾心怅然，无所为归”，自然是法意阑珊，兴味阑珊，十里洋场上，大喝花酒去也！再进一步，把视野扩大，前后左右上下环顾着看，当能看出，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更为尖锐的难题，即法律移植背景下法学公民精神领域“两个世界”的紧张与冲突。对于两个世界洞悉愈明，涉入愈深，这种紧张和冲突愈甚。我们知道，整个一部百年中国法制史，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西法东渐的历史。西方规则东来，意味着此种规则的知识和意义一来俱来，意味着其背后的情感和信仰因素同样要挥戈登岸。但是，规则、知识和意义均立基于一定的事实，即植根于特定人文类型的生活及其传统之中。事实不存在或一时尚不成形制，则规则难以立身，知识变不成力量，意义的“失落”同样不可避免。反过来，从当事者的法律公民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是一个运用法律知识，将自己所体认的价值和情感、理想与信仰，贯彻于规则或者借助规则表达出来的实践过程。当其时，如果规则西来，自己受的教育也是西式的，因而表达的上述种种同样是西式的，那么，难免会出现规则与当下的事实之风马牛，你所讲述的价值和理想与当下的人生和人心根本无涉这样的危局，如此，你这位法官或者律师，立法者或者教书匠，能不痛感灵魂被撕裂了吗？能不四顾苍茫、忧思如焚吗？甚至于，深感无知而无趣，无力也更无意义吗？！而且，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切所显现出来的西来规则及其意义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具有普适功用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不止是法律问题，更且关涉到藉以“救国拯民”、济世安邦之道的正误问题，用什么东西来“救国救民”才最为有效最为有力的问题，一个不容回避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用终生提倡白话文的适之先生的话来说，“兹事体大”呀！当日的中国，如上所述，事实不成形制，规则的世界是一个“时代的错位”的所在，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时间的丛集”所在，21因而，在当日中国的法律领域，事实与规则脱节，规则的知识和意义与中国的场景脱节甚至冲突的尴尬，乃是眼面前的事实，活生生的具象，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的街头活报剧。“大上海”的租界里，这一问题也许不突出，或者不十分突出，可一到“立法院”，面对的是支离破碎、“错位”与“丛集”的全中国，这样的事实则是无可回避的生活本身；英文语境下纯粹形上的运思时可能不突出，或者不十分突出，可落笔中文，表意工具顿时将意义世界联翩带出，意义世界又鬼使神差般地提醒作者它本源于生活世界，而这个生活世界，如前所言，乃是“支离破碎的全中国”，于是，这样的事实便是生活本身，纵然想逃避亦逃避不得。今天往回看，事后诸葛亮，我们可以说这一尴尬存在于整个社会－文化转型期内，再自然不过，纵然起五大法学家于九泉，延萨维尼、施塔姆勒“指导立法”，聘卡多佐、霍姆斯来“改革司法”，让韩非子、长孙无忌、沈家本、董必武、张君劢、江平等等一齐组成“法工委”，可只要火候不到，他们也莫奈之何，还不是叹几口气，跺几下脚，顶多最后拍桌子打板凳了事。——不是他们没本事，实在是形势比人强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着急，尽人事，听天命，按部就班，随着社会－文化转型渐行渐远，其间的紧张自然烟消云散。但是，身处过程之中，作为当事人的诸公，就算明了这一长程性质，却也难免东西、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现实举措之困，精神煎熬之苦。要是不急不躁，那就成神仙了。前文曾谓，吴公在心中已然揭橥未来的中国必为“一个中西联姻的婴儿”，说明他对于此一社会－文化转型是堪具理性的了解的，对于自己即将面对的劳责，也是清晰而凛然的。但是，如前所述，他的纸上的法理终是英文写就，而要兑换为当下法制的智慧，相距更是何止万里，说的就是身处过程之中的当事人必然会有这种苦痛。不易不易，极难极难；明知不当急，还是急死人；尽管心急火燎紧赶慢赶，而事情却可能反而更糟，“治丝愈紊”。而既然法律法学的目的和功用旨在料理、规范人事，服务、造福人世，讲究一个将事情办成办妥的事功追求，而事情总是办不成办不妥，因而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更不用提成为中国的孟德斯鸠了，而吴先生又是那样一个温文善良、敏感多愁的知识分子，于是乎，“两个世界”的沟壑及其紧张，遂益形突出，越发加剧，其势汹涌，一发不可收拾，招架不住，终致精神危机。——真正的精神危机，可不是人人都有的哟！可能，人处困境，左冲右突，无以解脱之际，喝喝花酒也能暂时忘忧，聊可慰藉。这不，“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实际上，不含教训意味在内的所谓“堕落”，此为导火线之一。然而，对于像吴经熊这样一位真诚君子，一个纷纷乱世中不堪“堕落”的善良知识分子，花酒只如鸦片，疗痛一时，终不能安顿心灵，正像执业律师赚得了白花花的银子却难掩心灵的困惑。知识的洞见无以消弭眼前的困惑、现实的人生时时受到良知的感召却又难以自拔，理性之不能安顿感性，此时此刻，东西南北，一并发作，万箭穿心。——这是吴先生作为法学家的失败处，却是吴经熊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性灵的超拔处。怎么办？他翻译的《圣咏集》中的诗句，也许可以用来描述他此刻的心境与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