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总体背景下，吴氏自青年而晚年，一直标举正义为法与法学的最高准则，伸言“法律以争讼为发源地，以公道为依归处”，44“法学是一个神圣的职业”，45 等等。但是，吴氏在此“神圣的职业”上似乎倍感痛苦，从业中缀，一去不返。中年以后更飘流海外，苟全性命于乱世，更谈不上静心研修法学。而终其一生，并无系统法学著作，亦无成型家说。所谓法律的“三度论”，文虽隽永，命意却概属老生常谈；而以“真”“善”“美”励志后学，固为心声，却属常论。而且，仅就吴氏这一学术个案而言，甚为吊诡的是，以笔者的阅读经验来看，今日捧读吴氏遗著，首先让人感慨莫名的，除开其所用语言本身即多为英文不论，论理念论范式，亦无一不是英美派的西方的，很难当得上一个“中国法学”的代表人物的头衔。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说，既然中国的现代法律法学均引自西洋，曩初时刻，也只能是 “英美派的西方的”，因而，有吴氏现象，并不足为怪。事实上，隐其姓名，瞒称作者乃英美某国人氏，也不会遭致太大疑问。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务须明白，也就因此，称吴先生为“中国的”法学家固然正确，可此“中国的”三字，我们要明白，仅具ethnic 意义，而非作为中国法律智慧的发言人，不是作为中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法学的申说者，向世界文明贡献其独特的规则之治与生存之道。毋宁，其不过乃十九世纪以还，在诸多后发被殖民国家都曾出现过的那种文化“同化”现象中，其归化程度较高的一员。也就是说，学习“英美派的西方的”成员中正心诚意，模仿得最象的。这正如西南联大校友中有两位诺奖得主，他们全心全意为美国人民服务，三心二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可大家切莫怪罪人家，也毫无理由怪罪人家，因为，他们是“美籍华人”，真正的“美国的”科学家，只是ethnic 意义上的“中国人”，你怎么能够要求人家身在曹营心在汉，怀持“第二种忠诚”呢！只有黄仁宇这样的倔犟心灵，虽国藉归化，而心灵耽溺于黄河青山，字纸间流淌着不熄的中国心思，因而才会境遇甚惨，其学亦不为当世所识。人文学者与科技家之不同，差别若此。话题收回来，如果说科学和科学家例子也许尚不可比拟，那么，1938年12月18日，吴氏皈依罗马天主教，不过将此予以具象。因此，虽然吴氏的《法律哲学研究》中亦有诸如“中国旧法制底哲学的基础”、“唐以前法律思想底发展”等文，可那更像是一个“汉学家”的手笔，如笔者之后人今日捧读，略迹原情，叹其雅洁而有情，惜其本“分析”的理路去触摸先祖心思之简陋，实也就怪而不怪了。

　　事实上，此种“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说话”的情形并不止于法学界。胡适之先生年纪轻轻即以《中国哲学史》名世，可我们要知道，正如金岳霖所言，此书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写的。同样的情形，亦可从冯友兰氏《中国哲学史》中看到，所以陈寅恪先生才会在表扬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之后，正是从“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这一点，竭陈“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否则，“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之理。46郭沫若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陶希圣氏《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等等，多少亦均为此种“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之例。近二十年间出版的众多中国法制史教材和论著等等，以庸俗历史唯物论解释中国史上的法制，虽更不足论矣，但由此反映出的民族心智仍然被缚于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初年西方某一种学说这一情形，却确乎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吴经熊说霍姆斯看上去比他更像东方人，“尽管我不能说我比他更像西方人”，47 然而，他的确是我们这个多难民族之树上幸运结下的果子，却难以算得上汉语文明法律智慧的代言人。真正的汉语文明法律智慧，当是源于中国这方水土人生与人心的法律之道，一种经由法律来组织生活的生存之道，并且是以优美精确的汉语表达的意义系统。也就因此，真正汉语文明法律智慧的代表，尚需待中华文明社会－文化转型尘埃落定方能蕴育，俟第五代法学家以降，汉语文明法律公民“以法律为业”，劳心劳力，不懈奋斗，始望于成。吴公那时节，只能在心中憧憬、笔下描绘这一光景，却万难先于事实，早将她们奉献于世。因而，在此情形下，接续前面刚才的话头，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法学自边缘走向作废，已经使得他们无法“代言”，不可能“代言”。而即便允许，如刻下所述，他们如何“代言”？又有什么能让他们足以去“代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