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以上分别见《超越东西方》，页3和页5.

　　21 关于百年中国“时间的丛集”和“时代的错位”，参详许章润：“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载《中外法学》（北京）2001年第6期。

　　22 《超越东西方》，页74－5.

　　23 《超越东西方》，页177.

　　24 《超越东西方》，页140.

　　25 1923年霍姆斯致吴经熊函，转引自《超越东西方》，页106.

　　26 1923年6月16日霍姆斯致吴经熊函，中译本由郭兰英译，李嘉熙校，载《湘江法律评论》（长沙）第二卷，页220－1.

　　27 吴经熊1924年5月15日致霍姆斯的信，转引自《超越东西方》，页118.

　　28 吴经熊：《法学丛稿》（Juridical Essays and Studies）“序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29 参详Isaac Husik 为施氏The Theory of Justice（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5）英译本所写的“导论”，页xi 以下。吴经熊的Stammler and His Critics 作为附录，收于书后，搜列了施氏对于当时所有针对他的法学观点的评析与反诘。该文的中文本收见氏著《法律哲学研究》。

　　30 吴经熊：“霍姆斯大法官先生的法哲学”，载《密执安大学法律评论》（1923）第21卷，页523以下。

　　31 吴经熊：“中国旧法制底哲学的基础”，收见氏著《法律哲学研究》（上海：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页25.

　　32 吴经熊：“新民法和民族主义”，收见氏著《法律哲学研究》（上海：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页27－8.

　　33 同上，页38.

　　34 王泽鉴：“民法五十年”，收详氏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5）》（台北：三民书局，1991），页8.

　　35 吴经熊：“中国旧法制底哲学的基础”，收见氏著《法律哲学研究》（上海：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页3.

　　36 吴氏关于“至一”的“物自身”的本体观，不仅有中国哲学“相殊理一”的源头，而且可能直接受到了德国法哲学家科勒（Kohler）的影响。参详氏著“六十年来西洋法哲学的花花絮絮”，同上，页191.

　　37 吴经熊：“法律之多元论”，同前，页80.

　　38 吴经熊：“斯丹木拉之法律哲学及其批评者”，同上，页160.

　　39 吴经熊1924年5月15日致霍姆斯的信，转引自《超越东西方》，页116.

　　40 吴经熊：“中西文化的比较”，见氏著《哲学与文化》（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页83.

　　41 吴经熊：“中国旧法制底哲学的基础”，收见氏著《法律哲学研究》（上海：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页2.

　　42 有关于此，参详“多向度的现代汉语文明法律智慧——台湾的法学研究对于祖国大陆同行的影响”一章第四节。

　　43 参详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载《南方周末》2003年1月11日。

　　44 吴经熊：“中国旧法制底哲学的基础”，收见氏著《法律哲学研究》（上海：上海法学编译社，1933），页24.

　　45 吴经熊：“正义的探讨”，收见氏著《哲学与文化》（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3版），页99以下。

　　46 参详陈寅恪关于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两篇审查报告，收见氏著《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页507－11.

　　47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页148.

　　48 吴经熊1923年8月15日致霍姆斯的信，中译文由郭兰英译，李嘉熙校，载《湘江法律评论》（长沙）第二卷，页221.

　　许章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