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所为何来？意欲何往？

　　今日往回看，导致这一选择或被选择的原因之网真是密密麻麻。其间，个人与时代，传统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理性与经验，此岸与彼岸，灵与肉，等等等等，错综纠结，纷纭互动。这里，让我们由小至大，自个人而社会，在东、西方及其时间之维的纠缠中，一层层剖析开来，静静省视先贤的心思。

　　首先，要言之，大凡成名太早，诱惑必多。天分卓越，年纪轻轻，生活同时打开了多扇门，各种可能性都在殷勤起舞，把持不住，沿着人往高处走的法则往下走，便再自然不过。仅从法律学术言，吴经熊正属于这一情形。这样说话，读者或以立论轻浮问责，但情形如此，不得不说。事实是，吴氏在密执安前后不过一年多，旋赴巴黎，再驱柏林，最后在归国前返美于哈佛小逗，是那个时代家境宽裕的中国留洋学生典型的“游学”经历，也是他个人天资卓越，后天勤勉用功，外在际遇嘉惠的复合效果。他的“充满灵气和文雅的英文”，⑦ 得力于自幼所受教会学校的新式教育。宁波是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得风气之先，居民刻苦耐劳，又善于经商，遂能为子弟提供较好教育。当其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后发亚非国家，洋文好，那还了得。不但当时，现在也还如此。而吴氏恰恰就是洋文好。岂止是好，而且是非常之美好。正是对于这一表意工具的娴熟掌握，使得吴氏得以将自己早熟的法意铺陈为文，贡献于诸如《密执安大学法律评论》这样的杂志，为少年出道即铺一瓦，先奠一砖。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那时回国的留学生，许多人有意无意，肩上都扛着一个名人作招牌，就像胡适之的“导师”是杜威一样。⑧ 吴经熊的肩上扛着霍姆斯、庞德、施塔姆勒和惹尼，大西洋两岸，美、德、法三家，交游既广，道行弥深；名家冶集一身，行头极为光鲜，最堪在崇洋风气最炽的上海、江浙之地谋生。职是之故，以吴氏之天分，加上后天积攒的这种种资历，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他的一席地位，不代谋求，先已自成。纵当事者不想唬人，人不敢不让唬，如果在此姑且能用“唬”之一字的话。⑨ 一般读书人通常都需经历的寒窗苦读、清夜笔耕、长期煎熬的学者积累期和成长期，在吴氏这里几乎被压缩为零。因此，他可以教书，也可以去做法官或者在立法院充任喉舌，还可以接着“出国”，回来当律师更赚钱。民国政体风雨飘摇之际，甚至一度即将出任司法部长，旋因政故，转赴梵蒂冈任所。可在学术领域，正常情形，诚实而自觉的学者自然明白，虚名代替不了真知，思想的果实是清冷冷长期煎熬后的产物，而学术如练功，容不得一日松懈。尤有甚者，法学以法律为对象，不同于诗文，事关实践理性，恰恰是一个需要人生阅历，依赖实用智慧，在“过日子”中于“过日子”多所体贴才能有望逐渐增益的学问。纵才高八斗，无补于实践理性的冰冷法则。年轻的“约翰·吴博士”返国后已然无须再坐冷板凳，可他那纸上的法理终是英文写就，吃教科书的营养发育，真要别门立户，尚待培养，而要兑换为当下法制的智慧，相距更是何止万里。因此，他可以将租界的案子打理清楚，立法院则万万玩不转。可是，既无需“评职称”，亦不用为五斗米奔走于市，那么，离开了冷板凳的法学家没有进一步付出脑力的压力和动力，自然是法意阑珊，兴味阑珊，十里洋场上，大喝花酒去也。这样说，终究失之于浅，不足以深切触及先辈的心思，也太有点以小人“那个”君子的意思了。这里，实际上牵扯到法律和法学的一般品格问题。通常而言，法律作为规则，是事实的写照，而以生活本身为蓝本，“观俗立法”因而成为一般的通则。生活已然具有一定形制，益且相当稳定，才能凝练而为规则，抽象以为一般通则，然后再以此规则、通则网罗事实，组织生活，增益人生。所谓盛世修史，治世用典，其反面自然是乱世何言法制，烽火连天之下哪有笔墨伺候的可能，如西塞罗所言，“法律在战时归于沉寂”（inter arma silent leges）。道理甚为显明，乱世讲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各自亮肌肉、凭盒子炮说话，恰恰是不要法制。所以梁漱溟先生早有先见之明，慨然既是要“革命”，当然就不需法制，人家那边厢大讲特讲宪法宪政，当然都是打埋伏贩假货卖水货，跟着瞎起什么哄。⑩ 再说，遽聚遽散的生活无法凝练、积淀为一般的事实，不成形制，哪里会有规则的立基之处。的确，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处大变革时代，未容法律置喙，生活早已自作主张，无形制可觅，自然无法制来“原形”。此时亟需治军，而非治律。法律靠边站，法学自无用处，法律人偷生隙中，至多是个边缘的摆设。因此，不幸但却真实的是，每当家国危机深重，祸乱频仍之时，恰是诗思忧结，发为歌咏之际，家国不幸诗人幸。而包括法学在内的一般学术，则非赖“安定团结”的局面不可，否则无以为措。退一万步讲，若连一张书桌都安放不下，怎么做学问，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八十年代，已故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曾谓，今后一阶段将是中国法学家的黄金岁月，也正是看到了社会－文化转型渐趋形制，踏上正途，转入常规，乱而后治，而此“治”正是工商社会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亦即法律文明秩序，因而必有法制即将登场的大势。吴经熊那一辈法学公民，怀济世理想，拥治世之具，却恰恰逢当乱世。此一乱世又非一般乱世，而是我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时代也！经此一变，中国从传统小自耕农为基础的帝制时代，一去不回头，顿挫间迈向现代工商社会的民主法治新局面。此种社会－文化转型，艰险备至，充满惊涛骇浪，真正是“历史三峡”。 11 而其历程，至少以一、两个世纪为单位计算。在此长程革命中，社会组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悉予打碎、变组、搭架子再来。以政治革命和武装争斗为表，生活常常于旦夕之间剧变，无以凝聚成一定形制，还未来得及细看，它已经又变了，无法构成规则赖以立基的事实。12而欲在此基础之上搭建规则，当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奢望。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实在是事情本身如此，非人力所能控制，况乎法制。这一切，均源于事实与规则的互动，吴公岂能不知，又岂会没有切肤之感受。事实上，在一篇“微言大义”式的短论中，吴氏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