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不仅要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刑事法律的规定，而且要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律的规定。

　　但是，司法实践中，腐败犯罪适用附带民事诉讼的状况并不理想。众所周知，绝大多数的腐败犯罪必然给国家、集体财产或者公司、企业财产造成损失，这些损失在实践中一般通过追缴、责令退赔的方式予以解决，解决的效果很难到位，而真正由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少之又少。据统计，95%的腐败犯罪案件中，检察院并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就造成犯罪分子虽然被判处了刑罚，但国家、集体财产或者公司、企业财产的损失往往难以弥补。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间的冲突

　　这些冲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约》认为外国国家可以成为腐败犯罪的受害人，因此可以在其他缔约国进行民事诉讼，而我国不承认外国国家可以成为腐败犯罪的受害人，也不承认其可以成为我国民事诉讼的主体。《公约》第五十三条确立了通过民事诉讼直接追回资产的机制。该条规定，允许另一缔约国在本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熞匀妨⒍愿败资产的产权或者所有权;允许本国法院命令犯罪分子向受害国支付补偿或损害赔偿;允许本国法院或者主管机关在作出没收决定时，承认另一缔约国对腐败资产所主张的合法所有权。

　　第二，《公约》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缔约国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在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者其他有关情形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这类财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据此，在我国难以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腐败资产。

　　第三，《公约》第五十七条规定了返还腐败资产的三种情形：对贪污的公款或对贪污公款的洗钱行为，基于请求国的生效判决(被请求国可放弃此要求)返还请求国;对其他犯罪所得而请求国能证明其合法所有权者，基于请求国的生效判决(被请求国可放弃此要求)返还请求国;除上述两种情况(即贪污公款和请求国证明其合法所有权)以外的所有其他情况，优先考虑返还请求国、返还原合法所有人或赔偿犯罪受害人。无论哪种情形，被请求缔约国均可以要求请求缔约国提供生效判决。如果我国是提出返还腐败资产的请求缔约国，在目前的刑事诉讼条件下，根据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我国几乎不可能提供生效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