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理论从整体上看，是以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为基础的，在国家干预和职权主义观念指导下形成的，因此，该理论从整体上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现实的需要，也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纠纷解决的客观规律。需要对其理论体系加以调整和修正，以更好地指导民事争议解决的诉讼实践。文章对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形成、滞后的原因以及今后理论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民事诉讼　理论　发展

　　就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某些局部板块内容或对概念的阐释、组合而言不乏自己的独创，但从整个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上看，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无疑是对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参照或移植。这种理论体系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意识环境观照，是当时社会的产物，具有极强的时代色彩。而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意识、法律观念等等都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理论必须与发展的现实相适应。民事诉讼理论作为对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阐释，对民事诉讼实务的指导，同样必须与发展的社会整合，否则，不但不能指导民事诉讼的正确运行，反而会成为民事诉讼体制发展的桎梏，妨碍民事纠纷的公正解决以及社会普遍性公正的实现。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彼时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已逐步凸现出与当前民事纷争解决现实不相一致的缺陷。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现实也已经伸出其看不见的手，尽可能地使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从局部开始契合于现实需要。呈现了一种与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体系在基本框架理念上有所差异，且不断发育的新的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胚胎。这种发展的逻辑结果必然是一种新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诞生。本文即是对这种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结构逻辑变异的阐述。

　　一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体制是我国传统民间纠纷解决方式和原苏联民事诉讼体制的结合及发展的结果。如果单纯探究现行民事诉讼体制雏形的历史源渊的话，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事诉讼方式和程序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体制的最初发端形态。新民主主义的民事诉讼方式和程序虽然不十分严密，但其近代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框架已经形成。并且初步形成了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民事诉讼不同的诉讼方式和程序。如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就地审判和巡回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制度和着重调解的制度等等具有其特色的诉讼制度。[1]这种民事诉讼的结构特色一直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民事诉讼规则以及民事诉讼法（试行）和新民事诉讼法所继受。

　　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和程序的存在和建立并不意味着就自然相应地形成了一整套有关的理论体系。不能否认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对如何解决民事纠纷已经有了某些比较明确的指导思想、感性认识和诉讼观念。但这些指导思想、感性认识和诉讼观念并没有形成或上升为理论，并一步体系化。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我国逐步引进原苏联的各种法律制度，其中包括诉讼制度。比较典型的是移植原苏联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通则（草案）》。该《通则》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确定判决，确有重大错误时，须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请于再审。随着原苏联诉讼制度的引进，原苏联的诉讼理论亦随之被介绍到我国。50年代中后期一批原苏联法学家的民事诉讼法学著作和民事诉讼法典被翻译介绍给我国。其中作为体系化的民事诉讼理论教科书，当推原苏联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阿。克列曼教授的《苏维埃民事诉讼》。该书对我国建国初期的民事诉讼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克列曼教授在该书中的理论阐述和论理方法几乎成了一种“理论范式”1.其结构体系也成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的范本。专题研究方面的专著，无疑应推原苏联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顾尔维奇的名著-《诉权》一书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影响最大，可以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诉权的研究能够达到较高的水准与顾尔维奇的诉权研究成果是不可分的。在原苏联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影响下，我国在50年代的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形成了小小的高潮。当时已有学者论及民事诉讼法学的对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民事案件的管辖、民事诉讼证据、法院调解和民事执行等等理论与实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