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是直接针对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最基本的两个原则-辩论原则（辩论主义）和处分原则（处分权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完全抽掉了辩论原则的内核，对处分原则予以了实质上的否定。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约束民事裁判者的基本规范，它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根据；其二，法院应将当事人没有争执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三，法院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对于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主张的事实，即使法官通过职权调查得到心证，该事实仍然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5]尽管原苏联民事诉讼中也规定了所谓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在理论上也把这两个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原苏联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却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重述的辩论原则。其含义已经完全区别于大陆法系的辩论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当事人有权引证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处分证据；检察长有权证明案件的情况，而法院则有权调查对案件有意义的事实和收集证据，……”。[6]原苏联民事诉讼法学家多勃罗沃里斯基更明确地指出：“苏联诉讼的证明制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不仅当事人（原告人、被告人，参加案件的检察长或被吸收参加案件的第三人）等有责任向法院提出能够证明自己要求的证据，而且法院也有权自己主动收集证据，以便查明当事人真实的相互关系。”[7]通过重新注释，获得了制度性改造。即重新调整了当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原来以“亚当事人主义”基本模式为特征的民事诉讼体制改造成为以绝对职权主义基本模式为特征的民事诉讼体制，实现了两种相对基本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在原苏联民事诉讼中，对当事人权利的国家干预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法院无论在收集证据，或者在审查双方当事人关于放弃诉讼请求、承认请求以及和解等声明方面，都要进行广泛的干预，目的是要帮助当事人实现他们的权利和合法利益。

　　国家干预在原苏联不仅成为整个法律体系的原则，具体地贯彻于原苏联的民事诉讼的各项制度中，在整个民事诉讼理论体系中也得到体现，成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国家干预的原则化也是对传统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实质性扬弃的必然结果。应当注意，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理论体系所建构的认知基础是与程序规范相对应的实体法关系的性质，这种关系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私法关系。基于这一基本的认识论，原则上自然要排除国家对私权利的干预。但在原苏联的理论范式中，民事法律关系的私法性质是被予以断然否定的。这也是在民事诉讼领域内实施国家干预的理论依据。因此，如果不抽掉原辩论原则的实质内含，将处分原则予以降位，就必然造成原理论体系与现有认知基础的紧张冲突。为了消除这种紧张冲突，同时又要维持理论上和制度上的形式要求，就不得不以原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空洞化和体系内各个理论板块之间的紧张冲突为代价。

　　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强烈的批判性和预设的优越性。任何理论体系的建立自然都是建立在对过去理论体系的批判之上的。由于原苏联民事诉讼理论体系被预设为与原有理论体系的绝对对立面，因而这种批判性就更加尖锐和激烈。几乎在整个民事理论体系和各个具体理论板块中都可以闻到这种批判的火药味。本来理论的批判是对理论的认识和评价，但这种批判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批判自身也构成了一种新的理论的组成部分。理论体系变为批判性的理论体系。同时基于对法律阶级论的固识，新民事诉讼体制的优越性评价也和批判性理论合璧成为新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两点在原苏联民事诉讼法学代表人物克列曼的民事诉讼法著作中体现得最为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