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社会典型制度形式，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甚至较为落后的德国首先建立，这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部分学者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是其主要原因，而还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新历史学派的改良型社会政策是主要原因。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形成是制度的需求力量与制度的供给力量均衡的结果，林毅夫早期关于制度变迁提出了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类型。[1]那么，作为一种制度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为什么首先在德国产生呢?有哪些因素是其产生的原因?从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这些启示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保障改革有什么影响呢?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背景，旨在回答这些争论和问题。

　　一、社会转型：制度产生的诱致性因素

　　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的倡导、组织和实施，主要由于原有制度下无法获得的获利机会引起的。从历史实践来看，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社会自然演化的产物，是随着社会发展、转型，各种制度因素发育、成熟之后，由无形到有形的自然产生过程。而德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之后，世界各国紧随其后，这更是充分表明了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具备了制度建立的所有基础。

　　(一)工业革命与经济飞跃发展

　　由于国家分裂割据、战乱不断，德意志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一直落后于英法等国，工业革命完成时间也要滞后于这些国家。德国直至19世纪20年代才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这一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终于瓦解，消除封建社会制度的契机已经来临，德意志正处于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1]随着克容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变，德意志帝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愈发明显，而俾斯麦执政时期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德国的资本主义在国家保护下飞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迅速积累，这为此后社会保障建设奠定了直接的物质基础。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技革新，加之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优越性使德国短时间内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在1850年以前，普鲁士的123个企业的总资本为2.25亿塔勒(Taler，普鲁士旧货币单位)，到1871年，新建的295个企业是用8.02亿塔勒(相当于24.04亿马克)建起来的。而在1870年到1874年短短4年之间，竟成立了857个新股份公司，总资本达到33.06亿马克。在工业革命中，德国的企业逐渐完成了卡特尔化，1879年德国有14个卡特尔，1890年增加到210个。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使德国国家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仅就工业生产而言，德国在1874年已经超过法国，1895年又超过了英国。[1]1871—1974年，德国的轮船总吨位由8.2万吨增加到510万吨，铁路线长度由2.1万公里增加到6.2万公里。1870—1913年，德国生产资料增加了6.5倍，消费品生产增加了2.4倍。煤产量、生铁产量、钢产量分别增加了7.2倍、12.9倍和107倍，达到了27730万吨、1391万吨和1833万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