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镇保障水平差别过大。

　　从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情况看，占全国总人口80%的农民保障支出，仅占全国社会保障支出的11%，而占全国总人口20%的城镇居民，却占80%的保障费用。90年代初期，城镇人均年社会保障费用413元，而农民年人均只有14元，相差近30倍，由于农村保障水平过低，严重影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据统计，8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计划外出生的900多万人口中，基本上都是农村妇女所生。“养儿防老”观念在客观上强化了民家庭人口增殖机制，使农村计划生育率只有50%左右，不仅造成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急剧下降，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带来严重的问题，而且还使人口的综合素质呈退化趋势。

　　(四)社会成员对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认同性较差。

　　几十年推行的计划体制“大包干”在社会成员中形成了浓厚的历史层积，使得在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中，社会成员的认同性较低差，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和必要性认识不够，对主动参加社会保障缺乏积极性，跟不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从农村看，过去推行“五保户”与“合作医疗”等保障措施受到农民的欢迎，而今在农民思想意识中，依然企盼原有的以集体经济出资兴办的保障办法，对自己出资参加各种社会保障表现了犹豫，缺乏主动性，从城镇来看，社会成员自觉参保的意识也不是很高。以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居民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思想素质的城市为例，据来自上海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上海居民中，只有40.5%的人表示要“视情况而定”。在市民中，乐于为医疗保险个人付费的有55.9%，仅为半数多一点，乐于为养老保险个人付费的为59.2%，不到六成，作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自觉出资参加社会保障的认同性不到被调查者的六成，而相对其他的城市和地区来讲，其认同性可能会更低一些。

　　(五)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步伐

　　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转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各项经济改革措施得到迅速建立并实施，推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发展和提高的同时，新的经济矛盾和生活水平不平衡出现，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已非适用，必需建立与经济发展及运行相一致的社会保障体制。然而，在改革开放前十年里，工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大的收益，此时就应该大力推进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适应未来深化改革、解决社会经济收入不平衡，协调经济发展和分配矛盾的需要。此时，虽然也提出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但是实际上政出多门，多头管理，各行其职，各施其责，缺乏统一的，协调的，具有绝对权威社会保障管理部门，使保障工作滞后于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