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解决律师保密义务的困境，可能的方式在于规定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笔者并不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对于立法万能主义也保持着审慎的警惕。笔者的结论基本上根据我国司诉讼制度发展的现实情况而言的。

　　首先是现代社会重新注重信赖感和社会关系。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常注重“关系”的社会。在一个熟人社会，人们的关系建立在充分的信赖之上，因为没有信赖，就没有个人生存的空间。如果有人违背了这种信赖关系，破坏了这种形成默契的社会关系，他会遭到这个社区舆论对他的否定性批判，会受到很多利益的损失。例如，当子女胆敢泄漏或者宣扬“家丑”，家族可能就会把这“不肖子孙”驱逐出去;当一个医生不能保守病人的秘密，可能将来人们就不会到他那里看病。在这种环境下，特免权制度的有无并不重要，因为即使没有特免权，这种信赖感和社会关系依然能够很好地维护。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熟人社会开始解体。社会流动的频繁化强烈地冲击着社会固有的关系和习惯。不但亲属之间的尊卑序列和等级关系逐渐消除，人与人之间基于共同生活而建立起来的信赖关系也不复存在。在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社会，陌生人之间的投机行为普遍增加，即使是律师和医生这样的职业也可能存在着欺诈和违反义务的行为。当道德的约束不能禁止这种投机行为的时候，人们对这种交往不再感到信任，一些基本的社会关系也呈现出脆弱的特点。2002年，由零点指标数据委托“零点调查”进行的《2002年度中国生活指数调查》，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河北、浙江等19个省市的5000多名成年居民进行的，结果显示，城市居民未来最愿意依靠的人是自己(42%)，家人被排到了第二位，占40.7 %，而朋友的可信赖程度迅速降低，只有3.6%，陌生人之间的信赖几近于无。而根据2004年3月对烟台市3个看守所的被羁押的303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调查，回答“信任辩护律师”的为61人，仅占总人数的20.13%; 调查表明，我们的社会正面临着信用缺失和信任危机。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人们在呼唤着那种传统的信赖感的回归。近年来在全社会开展的“诚信教育”就是最好的写照。《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更是在法律上对不信誉的投机主义进行规制，《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很多规则都是在保障律师与委托人的信赖关系的。笔者认为，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试图重建传统道德体系是困难的，道德不可能从根本上约束机会主义，而只有制度才能弥补这个空缺。这也是“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而非“道德经济”的一种解释。我们的社会依然非常重视对于交往的信赖感与社会关系的维护，而这恰恰是特免权制度的一个主要功能。而且，对于目前尚未充分职业化的律师群体而言，律师特免权也是对律师的约束，对委托人权利的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