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制度是为民法制度中最为抽象的制度之一，而其抽象性之所在即为对受益的非正当性根据的探求。取得利益致他人损失，之所以成立不当得利，原因在于利益的取得无法律上原因，我国民法通则称之为“没有合法根据”。对所谓欠缺法律上的正当性，在不当得利法的发展时期及不同国家在法律上的表述不尽相同。而“无法律上原因”的表述最为学者接受，在《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阿尔及利亚民法典》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也表述为 “无法律上原因”。我国民法通则所称的“没有合法根据”与“无法律上原因”，在本质上意义应为一致。

    何谓无法律上原因？史尚宽先生认为，无法律上原因是指缺乏受利益的法律上的原因，而非指权利或财产的取得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原因。（18）而邹海林先生也认为“无法律上原因，并非指取得利益过程欠缺法律依据，而应当指取得利益并继续保有利益欠缺正当性或者法律依据，在这一点上，给付不当得利和非给付不当得利并无差别。”（19）因此，不当得利之“无法律上原因”最根本的并不是体现在对利益变动有无法律根据的判断，而是体现在对利益变动是否正当性的一种价值考量。只是这种价值考量在不当得利制度发达与完善的国家，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而不是迳以公平原则判断。但在不当得利制度不完善、不发达的国家，在一定的客观程度上，还是自觉与不自觉的要受公平原则的影响。而于我国，从目前来看，正是后者。诚如张广兴先生所说的，“在我国，不当得利制度还相当的不完善（仅有一条法律规定和一条司法解释）。其制度的完善不仅有赖于学者深入和全面的研究，也有赖于司法实践中法官依照法律规定的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遵循公平原则，对个案进行判断和处理。”（20）

    另一方面，“无法律上原因”中的“法律”指的是民法中的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身份法等甚至民法外的法律制度规定。因此财产利益的变动是否欠缺法律上原因而应予返还，系于债权法、物权法、人格权法、身份法、票据法等领域作其判断，认定受益者有无保有其所受利益，而由不当得利制度加以执行（21）。正如日本学者加滕雅信所说，不当得利制度旨在规范私法上无法律上原因的财产变动，可谓是财产法体系的反射体。（22）所以说，“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和作用显现不当得利制度具有不稳定性，其在时间上、空间上极富变动性，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不当得利的适用范围不仅受制于其内在结构，而且受制于一些外在因素。这是因为不当得利致力于填补其他制度所遗留的空白，其反于其他制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时，才进行补充性调整。不当得利制度宛如填充民法不同制度空隙的粘合剂，他的范围和形式取决于被粘连制度的架构。”（23）

    （二）我国民法制度的现状及某些发展趋势

    1、 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立法与理论的相对落后

    就我国现行法而言，对不当得利制度的规范是相当匮乏的。在立法上只设有民法通则第92条，即“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由于此以规定高度概括，欠缺可操作性，导致对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及法律效果的把握极为困难。尤其是对不当得利法律效果的规范，只谓之以返还“不当利益”，而对返还范围之确定，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抗辩事由，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等均未具体规定。规范的如此抽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极少依不当得利制度主张权利，法院亦极少依不当得利制度作为裁判基础。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条也只是就不当得利所应返还之利益范围进行了结实，而且其解释本身在内容上也存在许多问题。（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