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环境污染。一些企业和个人或疏于管理，或惟利是图，造成大量的污染物甚至是有毒物流入江河、排入空中，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甚至是直接损害。例如1999年由四川省名山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恒达化工厂非法排放污水严重污染环境一案，被告因违法排污，造成36人急性氟化物中毒，57人有摄入氟化物的反应。[7]2000年由江苏省淮阴人民法院审理的吴自柱等人非法处理氯气导致204名学生及2名教师急性中毒，127.9亩农田受损，部分庄稼和农作物绝收。[8]

　　4、非法进口“洋垃圾”。自1993年在南京海关首次查获“洋垃圾”入境案件之后，此类案件频频发生，仅1995年第3季度，海关查获的走私“洋垃圾”案件就达22起。[9]某些单位、个人为牟取非法利润，大肆将境外“洋垃圾”偷运入境，使得走私固体废物的违法犯罪呈蔓延之势，如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碣石镇，走私洋垃圾衫疯狂，有关部门不得不出动1000余人次“逐家清查”，而查获的洋垃圾衫竟达1200捆、近100吨。[10]又如，1994年5月，浙江某企业从德国进口225个集装箱的废旧乙烯薄膜，经检查全是生活垃圾。[11]

　　二、环境资源犯罪的原因

　　环境资源犯罪有着复杂的原因，现从社会、犯罪分子本人和周围环境三个角度作一扼要分析。

　　1、从社会看，有以下一些主要原因：（1）社会大气候的影响。政企分开和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切都由国家统管统揽的局面，使人和单位的利益直接与自己的行为挂起钩来，一些个人和单位于是不择手段地追求经济利益，因而出现了大量的违法排污、非法捕杀珍稀动物和盗伐、滥伐林木的违法犯罪行为。开放政策的实施，为走私固体废物、走私珍稀动植物及其制品等犯罪提供了方便。这其中单位犯罪尤其引人注意，因为在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位没有或很少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但市场经济却不仅使国有企业有了相对独立的经营自主权和明确的责权利，而且还出现了一大批拥有自己小集团利益的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应当承认，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这种利益驱动和竞争性是法人犯罪产生的重要经济原因。”[12]又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往矿产资源大多由部属企业独占的格局受到了新的生产关系的严重冲击，地方政府要扩大资源占有量，以壮大地方矿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乡镇和农民也迫不及待要染指这些国有大矿，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乡镇和群众无视国家法律、公然抢采国有矿产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13]（2）某些政策环节的失误。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林区片面搞分林到户，一时社会上流行起“要想富，上山去砍树”的口号，致使50年代我国营造的森林在短时间内又遭到了严重破坏。[14]（3）法律的不完善。如在1997年新修订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于缺乏刑法上的对应规定而落入“口惠而实不至”的境地[15].新刑法修订后，仍然存在一系列的立法不足，对此，后文还将详细加以阐述。（4）执法机制的不健全。正如有的香港学者所指出：实践中符合环境资源犯罪条件的案件不少，但由于环境资源刑事执法不到位，因而判处很少，这说明中国内地环境资源刑事执法的能力和表现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一是环保机关的办案人员的环境刑法知识不足，对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界限把握不准，很多时候对那些本来构成犯罪的仍然以为不构成犯罪。二是环保机关出于部门保护主义的考虑，以罚代刑严重，对明知已构成犯罪的案件也不移交司法机关，只作出罚款了事（因为按照很多地方的做法，上缴财政的罚款可返还部分给主管单位）。[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