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树立正确的刑事政策观。首先，要准确理解和遵循“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现代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要找到平衡，不能为了打击犯罪就不择手段，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其次，要充分发挥刑事政策调节法律刚性的积极作用，在现有法制的篱笆内，尽可能地实现公平、正义。以“违法性认识”为例，由于我国刑法对此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一直实行“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但对于环境资源犯罪这类与伦理道德没有必然联系的行政犯（法定犯）而言，并不公平，特别是在我国某些还处于“前现代”的边远山区，对于那些确实不知道某种动物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而捕杀的，应作无罪处理，因为此时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也就无所谓“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刑法第14条关于故意的定义）。退一步，如果司法实践还走不到这么远，至少也应对此种情况从轻处理，能缓刑的缓刑。再如，在一些环境污染受害者因问题得不到解决而采取过激措施的案件中，就要考虑到事出有因，尽量做从轻甚至无罪处理。

　　（3）作好司法解释工作。刑法中有关环境资源犯罪的条文中，有许多诸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情节严重”等模糊用语，司法机关应当尽快出台明确的司法解释，并公之于众，既指导和统一司法，又能让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知道行为的尺度，从而具备法治社会的“可预期性”。但时下这一工作还有很多没有完成。例如，关于什么是刑法上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目前司法实践中参照的是1987年国家环保局发布的《报告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的暂行办法》，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暂行办法》只是一个行政规章，并不能自然地对司法机关有约束力。[28]

　　（4）加强环保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协作。如前所述，实践中经常存在环保机关“以罚代刑”的错误做法，这要么与环保机关的刑事法律知识不足有关，要么与本部门利益有关。针对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不移送司法机关的现象（不只环保机关，在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同样存在此种现象），国务院曾在2001年7月颁布过一个《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此应严格执行。再者，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有关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如何尽快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并建立与环保机关的协作机制，对确保此类案件的成功侦破、起诉和审判都有不可小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