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犯罪分子本人看，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就主观原因而言：（1）唯利是图的犯罪动机是很多犯罪分子走上环境资源犯罪道路的重要诱因。环境资源犯罪分子很少是为危害环境而危害环境的，他们大多是为了从危害环境资源的犯罪活动中牟取暴利。有的犯罪分子正是在这种利益驱动下，公然置国家法律、法令于不顾，大肆从事破坏环境和污染环境的犯罪活动。特别是在那些盗伐滥伐森林、非法捕杀珍稀动物等破环自然资源的案件中，更是如此，如建国以来我国首例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喻明李、郭发平等人非法猎杀大熊猫、倒卖大熊猫皮一案，犯罪分子明知大熊猫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珍稀动物，但因打听到大熊猫皮可以卖高价赚大钱，遂无视法律的规定，互相勾结，共同策划，从枪杀、剥皮、窝藏、验货到运输，形成一个锁链式的犯罪团伙。[17]（2）玩忽职守、严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是导政许多污染环境的刑事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如1981年7月2日，湖南省邵阳市合成洗涤厂供销科仓库保管员朱世斌，在负责烷基苯注入四号和一号贮藏的过程中，由于工作责任心不强，卸完后未按操作规则将四号贮藏的底阀关闭即下班回家，致使四号罐的烷基苯流入一号罐后溢出。事故发生后，朱世斌并未吸取教训，于同年7月14日再一次负责卸烷基苯注入四号罐和一号罐，事前只对贮罐内的原剩余烷基苯量做了粗略估计，就开始卸料，致使烷基苯从四号罐顶部溢出。以上两次泄漏事故共流失烷基苯12.5吨，发现后从泡花碱下水道回收流出的烷基苯3.6吨，实际流失8.8吨，价值人民币13500余元。流失的烷基苯严重污染了邵水河。后朱世斌被以判处。（3）个别党政领导和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漠，或不严肃执法，也是导致或纵容环境资源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江西省某村村委会主任俞某以村委会名义向镇政府申请砍伐林木500立方米，而时任该镇党委书记的梅某由于法律意识淡漠，擅自在报告上越权批示，导致了1997年1月至3月923.677立方米天然阔叶林被滥伐，2月20日当俞某知道公安机关将调查此案后，向镇政府提出采伐800立方米的申请，以掩盖其滥伐林木的行为。梅某在明知这是违法的情况下，为包庇犯罪，擅自签批了该申请，并把签批时间提前到1996年12月30日。后梅某、俞某因涉嫌滥伐林木罪被逮捕。[18]又如，2000年四川省蒲江县大兴镇党委镇副书记兼治安室主任宁某、副主任熊某、林业站长叶某等在查处非法毁林案中多次将构成盗伐林木罪的案件不向司法机关移交，而是以罚代刑，擅自罚款了事，甚至有时因为熟人关系罚款也省了，致使该镇盗伐林木之风盛行。后宁某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