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场处罚权和收缴权的扩张

　　根据《治安条例》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处以警告或者50元以下罚款的，或者罚款数额超过50元，被处罚人没有异议的，由公安人员当场处罚。《治安法》第一百条则将之相应改变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的，可以当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这种改变扩张了公安机关当场处罚权。

　　同时，对于当场收缴的规定，《治安法》也作了相应改变。根据公安部于1989年和1992年分别发布的关于执行《治安条例》当场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和补充通知，由于当场处罚和当场收缴罚款的关系没有规定，实践中当场处罚变成了当场交纳罚款。《治安法》中明确了当场处罚与当场收缴罚款之间的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警察可以当场收缴罚款：一是被处五十元以下罚款，被处罚人对罚款无异议的；二是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后，被处罚人向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被处罚人提出的；三是被处罚人在当地没有固定住所，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二、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规制

　　过度的权力扩张将会使权力失控。国家权力中最核心的是行政权力，治安管理处罚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有限政府，规制行政权力，限缩和监督警察权，是从警察国迈向法治国的必然。因为，任何权力，如果不加控制和制约，就必然会导致滥用，这是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一条经验[04].《治安法》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规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处罚程序的完善

　　从正当程序的视角，程序公正不仅是实体公正实现的基础，而且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在《治安条例》中，治安管理的程序规范严重不足，第四章“裁决与执行”虽然规定了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的一些程序，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根据《治安条例》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适用的是传唤、讯问、取证、裁决，但在该规定中，作为治安管理处罚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立案”却没有任何规定。二是在程序设置上，先讯问后取证的程序排列，也是传统“口供中心主义”的体现，悖于现代执法要求。三是《治安条例》缺乏告知程序。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告知是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在告知程序的设置上《治安条例》显然滞后于《行政处罚法》，并与之冲突。四是《治安条例》缺乏听证程序。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