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18日，曹天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周国平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告上法庭。

　　■“X”小组

　　周国平、曹天予、郭世英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级学生。1963年，几个年轻人成立了文学小团体“X”，以活页杂志《X》为载体，发表诗歌、散文和杂文，主要成员有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和张东荪之孙、现居澳大利亚的张鹤慈及原总后勤部卫生部长之子、现居日本的孙经武，该团体在中国当代“地下”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本命年里的三桩官司

　　常听人说，本命年容易有麻烦，一定要小心。还有人叮嘱，最好系一根红腰带，避避邪。我对这类说法基本上不信。可是，今年的确麻烦多多，不说别的，光官司就有三个。这辈子从没有上过法庭，到了这一个本命年，突然就官司缠身了，看来真不能把民间的智慧当成迷信。

　　我心里当然烦，尤其一开始，发现自己居然与官司搭上了，简直是天大的事。一向过着安静的日子，从此安静不成了，围绕着官司，不得不做许多既不熟悉也不喜欢的事。同时，又少做了许多熟悉而喜欢的事，今年的读书、写作、翻译计划，只完成了一小部分。最不该的是，还害得妻子和女儿跟着担惊受怕。女儿那么小，我是不想让她知道的，可是，律师来，朋友来，大人的谈话难免有几句落进她的耳朵，她就琢磨出了一点名堂。有一次，她写作文，我偷偷看，老天，标题竟是《爸爸的官司（一）》，她写上连载了。那个时刻，我心痛如割。

　　难过和心烦都没有用，我必须面对。我问自己：上帝让我在本命年遭遇这些磨难，究竟有什么用意？我觉得自己好像慢慢地想明白了，答案是：上帝要让我补课。我这个人，从来喜欢想一些人生和灵魂的问题，不能说我不关心社会，但我只是在精神的层面上关心，离社会的现实还是比较远。现在，这些官司似乎一下子把我和社会的距离拉近了，近到了可以看清楚社会机体上的毛孔和尘垢的程度，近到了被纠缠不休、缠住不放的程度。我对自己说：我不惹社会，但社会要惹我，躲也躲不掉，我就干脆别躲了吧。它这么做也许是有道理的，我对它了解太少，它是在给我补课，我对它关心太少，它是在向我讨债。因为自己的官司，我注意到了天天在发生的许多别人的官司，注意到了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注意到了为维权和公正而苦斗的人们。是的，我是欠了社会的债的，作为它的一员，我理应分担它的疾苦和治疗，没有权利置身事外。

　　人最在乎的是意义，最怕的是没有意义。一旦我相信所遭遇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的心情就豁然开朗了，甚至不再把官司的成败看得很重要。既然问心无愧，不管结果是什么，我都将坦然承受。真正重要的是我正在经历的过程本身，我在这个过程中的观察和思考。上帝让我补课，我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不能辜负了我的生命历程中这一段特别的经历。我会把我的所历所思写下来，这是我在社会课堂上的一份学习笔记，也是我担当社会责任的一个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