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同上，第482页。

　　[15]以未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低下、社会地位不高的农民群体为例，笔者调查的近百个刑讯逼供样本中，被讯问者是农民的占了大约90％以上。另外一个例证是，2005年朝阳法院审结的3000多件刑事案件中，流动人口犯罪占了7成。这些流动人口大多年纪轻、学历低，无固定职业及住所。见《法制日报》2006年2月21日报道。

　　[16]对各国讯问程序的具体描述，参看徐美君：《侦查讯问程序正当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34-38.

　　[ 17]徐立根主编：《侦查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151.

　　[18]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栏目：“对话佘祥林：狱中的11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005年4月11日播出。

　　[19]这并不违背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但没有规定讯问人数的上限，因此车轮战术至少在法律层面上是允许的。

　　[20]《警察法》第九条规定，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但实践中，经常是在四十八小时后补办手续。

　　[21]司正义：“反对刑讯的理由”，东方法网（）2005年2月24日文章。

　　[22]《内蒙古一警察设私刑为捞钱》，《西安晚报》2004年2月4日第6版报道。

　　[ 23]例如，在胥敬祥案中，某警察用手枪敲胥的头说：“再不承认就一枪打死你，就说你跳楼逃跑被打死了。” 杨思远、王亦君：“从判刑16年到无罪释放 一个公民的13年噩梦生涯”，《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10日报道；佘祥林也曾对记者说，有个警察还用枪顶着他的胸膛，说如果不招的话完全可以以抢夺枪支为由把他毙了。参见吴学军：“湖北京山杀妻错案：当事人服刑11年后无罪释放”，《新京报》2005年4月4日报道。

　　[24]如，承办杜培武案的三名警察，破案后立即立功授奖；佘祥林案件专案组中，几乎所有成员均有不同程度的升职。

　　[25]参见中国警察论坛（）2003年8月8日帖，2005年9月15日访问。

　　[26]有些地方的公安系统甚至以破案率排定各公安机关的座次，并凭此论功行赏。如河南省公安厅明确规定：从2005年起，对每年命案攻坚成绩位于全省前六名的省辖市公安局给予奖励，给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记功并通令嘉奖；连续两年位于全省后三名且命案破案率低于90%的省辖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要到省公安厅说明情况；连续三年位于后三名且命案破案率低于90%的，要采取适当的组织措施。对每年度命案全破的县级公安机关，省公安厅给予奖励；命案破案率低于90%的，取消全省、全国优秀公安局评先资格。见李红汛：“省公安厅：命案侦破率低于90% 取消评先资格”，《大河报》2005年1月31日报道。

　　[27]“湖北武昌警方推出‘命案招标’破案与利益挂钩”，《中国青年报》2002年9月16日报道。

　　[ 28]例如，深圳市罗湖区2004年11月开展年底破案冲刺行动，提出“奋战50天，以命案破案攻坚为龙头，全面完成今年的各项任务”。在冲刺行动中，每破一宗命案，罗湖公安分局均给予1万至5万元不等的奖励，为此该分局共拿出100万元作为命案破案的专项费用。见《广州日报》2004年11月8日报道。

　　[29]更有甚者，吉林市清河派出所所长为了完成当年年度办案指标，竟然弄虚作假，让“线人”花钱从市场上“雇”来13名民工充当“犯罪嫌疑人”，待他们蹲完3天拘留后，再把钱付给他们。见《城市晚报》2005年3月1日报道

　　[30]功利主义并不是完全贬义的，作为一种与古典社会契约论相对立的学说，从边沁到休谟，功利主义意在为国家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合法性提供一种新的、实在的基础，以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与福祉。未造成冤案或者严重后果的刑讯逼供被忽视，很大程度上是功利主义的道德评价在起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