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看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历史上的数据比较欠缺，能够找到的基尼系数的最早测量是世界银行做的。1978年，世界银行有个考察团到中国来，他们测量当时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这个数值在当时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世界上，即使是贫富差距小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也都超过0.2的水平。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能把城市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到这么小呢？仔细想想，当时城市里是低工资和票证制度，社会管理者实际上是通过粮票、布票等各种票证平均地分配食品、物品和生活消费品等。所以，当时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城市里非常发达的组织管理体系，把生活必需品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从而实现了几乎是平均的分配。

　　当然，以上所说的是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如果计算当时农民之间的差距，则要高一些。也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居民个人收的基尼系数是0.22.如果将城市与农村合在一起，计算全体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则更要高一些，是0.31的水平。这说明，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在改革开放以前也是很高的。不过，当时的全国贫富差距0.31的水平，在全世界比较起来，也还算是比较低的。然而，80年代以后，中国贫富差距的指标就开始迅速上升了。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等人的调研证明，中国城乡全体居民基尼系数指标上升到了0.382的水平。

　　1994年，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分析证明，当时中国城乡居民合计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3～0.44的水平。这在当时引起了各界的普遍关注。为什么达到这样的水平会引起普遍关注呢？换言之，0.43～0.44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这就有必要与其他国家做个对比。我们知道，大多数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不是特别大，一般都维持在基尼系数0.4以内的水平。美国的基尼系数算是偏高的，一般是0.37～0.40之间，多数年份不会超过0.40.北欧国家的比较低，比如瑞典、丹麦，都是0.25左右。基尼系数最高的是南美洲国家、一些非洲国家和南亚国家，像巴西、智利、秘鲁、阿根廷等，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不少超过0.5，个别的甚至超过0.6.根据国际经验，基尼系数维持在0.3～0.4的水平比较好，称为“中等不平等程度”。所以，笔者在1994年的研究中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开始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如果说有警戒线的话，那么，基尼系数0.4可以认为是一道警戒线，超过了，就是贫富差距大了一些。从研究人员的反应看，1994年以后，关于重视贫富差距问题的呼声也确实高一些。另外，虽然我国的贫富差距还不是最高的，但是我们是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一下子蹦到了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状况，如此快的增长速度是值得忧虑的。

　　那么，近年来，特别是到了新世纪的情况如何呢？从调查的数据上看，贫富差距的程度还在上升，笔者90年代后期的调查证明，基尼系数达到0.45～0.46的水平。近来的一些调研证明，也还是处在一种攀升的趋势上。这种上升的趋势在具体的资源分配中表现为三个特点：第一，财富集中化的程度有了较大的上升，即城市经济特别是集中型大城市经济都比较繁荣，相比较之下，边缘地带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发展、农民的生活状况却令人忧虑。第二，城乡分化和区域之间的分化问题比较突出，城乡差距达到了几十年以来的最高值。第三，低收入群体和社会保障体系有脱节的现象。这些状况，确实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对待。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贫富差距拉大的状况呢？是不是说贫富差距拉大就是绝对的坏事情呢？如何是这样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前的贫富差距确实很小，但是，为什么多数人愿意回到那种状况呢？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既然任何社会都做不到财富的绝对平均分配，那么，我们就应该寻求一种合理的差距。什么是合理的差距呢？这就涉及到了财富分配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收入差距太小，每个人都获得同样的份额，“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社会就没有动力。就好比水没有“落差”就不能流动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基尼系数过小也不一定就好。这就是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