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司法难以实现正义，正是私力救济存在的理由之一。正义难以界定，但却根深蒂固地生长在人们心中，“老百姓心里有杆秤，那秤砣就是咱老百姓”。 [101]它是必须得以实现的，正如水满必溢。实现正义有多种途径，司法方式受阻或无效用、不效率、不可行时，人们必然转向其他救济。[102]即便国家提供了实现正义的正当程序，人们还可能选择其他，因为个人的正义理念及其实现与国家提供的正义存在差异。为切实保障正义实现，国家大力推行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简化诉讼程序，完善法律援助，消除接近司法之障碍，保障当事人实效性接近司法。19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兴起了 “实现正义”（Access to Justice）运动，但迄今为止这一运动主要聚焦于正式制度的层面——接近司法，即通过司法改革促进当事人平等利用法院。[103]但它决不限于司法制度的城堡内，甚至不局限于正式制度，因为实现正义可以且通常需通过多元途径。这一运动所谓“第三波”[104]就是超越法定制度，寻求司法外救济。本文主旨之一，正在于通过私力救济消解公力救济之惰性，促进司法服务质量改进。我想起了苏力在《送法下乡》一书序言中所引用的诗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105]

　　（三）诉讼爆炸：对一个相反趋势的解释

　　既然公力救济存在许多缺陷，但为什么仍有许多人且越来越多的人广泛利用它呢？世界性的诉讼爆炸似乎提出了一个悖论。人们选择公力救济是因为它有其自身的优势，比如正统性、权威性、效力性等，私力救济也有诸多弊端；反之亦然。这些优劣势对比当然构成人们行动选择的因素，但最关键在于，对特定个体而言能否切实解决问题，不论何种纠纷解决方式。选择乃是特定个体基于自身情形面对各种因素而做出的行动战略，甚至还可能因迫不得已——即便知道公力救济有缺陷，也可能基于其他因素而选择，正如有些人明知抽烟不利健康还是会抽。因此，利用并不表明喜欢，选择并不等于优越。[106]

　　选择公力救济还可能因为：第一，没有适当的替代性选择或替代方式的缺陷更多。若有更好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谁愿意利用成本高企、繁杂冗长的诉讼制度呢？第二，人们没有太多的选择自由，私力救济的途径有时很狭窄，比如民间收债只是一个“地下”市场，不对社会开放，人们无法借助特定的平台来进行交易，即便打算选择民间收债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收债人，即便找到也可能耗费相当的信息搜寻成本。第三，法制社会中法律强制、诱导和对法治的信仰会导致对公力救济的路径依赖，信仰法治的人们除了法院外，很难想到或者尝试其他选择。因此，为什么公力救济，其实是一个问题，诉诸司法并非理所当然，决非一发生纠纷人们就自然而然把纠纷提交法院解决。“人类社会秩序的基点就在于，人们一般是履行法律义务的。不履行法律义务就提起诉讼并非人类社会秩序之基点。”[107]事实还恰恰相反，正如人们有困难不“找警察”那样，发生纠纷时通常只在最后迫不得已时才考虑诉讼方式。尽管司法最终裁决被视为现代法治原则，但寻求公力救济却普遍成为人们的最后选择。司法不公，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司法过程的可操作性，程序不透明，判决执行难，判决效力不确定等，令当事人望而却步，消解了公力救济的效用。公力救济还是私力救济，这是一个问题。

　　在我国以诉讼爆炸为由说明“为什么公力救济”尤其不能成立。大部分人都认为，我国民事案件的数量不断增长，法官的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已经步入了诉讼爆炸的时代。[108]但诉讼率却提供了完全相反的证据。数据表明，1980年代末，意大利每10万人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平均1640件，奥地利5020件，比利时4008件，西德3561件，法国1950件。[109]中国尽管案件增长迅速，但人均案件很低，比如2001年，各级法院共审理民事案件 5076694件，每10万人平均民事案件仅390件，其中还包括大量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有学者曾就诉讼率进行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的民事诉讼率不低：每 10万人口中一审民事案件为2271（1989年）和3948件（1997年）。[110]但上述数据计算有误，夸大了10倍。黄宗智曾比较清代、民国及革命后中国与美国的诉讼率，[111]在他们的基础上，经部分核实，得出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