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理费用。即律师费用或者聘请其他诉讼代理人的费用。现行律师收费标准很低，1990年《律师业务收费标准》早已名存实亡，1997年《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许可非讼事务协商收费。而律师代理诉讼的比例也非常低，80%以上民事案件无律师代理。故律师费占全部诉讼成本的比重不高。目前，协议收费日渐盛行，公民代理（包括诉讼掮客）收费或变相收费的现象[54]有增无减。

　　第三，诉讼辅助费用。如当事人和代理人因收集证据、参加开庭等支出的复印费、通讯费、差旅费等。这类费用因具体案件而不同，异地诉讼的案件更高。

　　第四，其他费用。如当事人与律师吃饭等正常的应酬费用，以及灰色费用。当下司法公正的状况堪忧，与法官沟通、乃至贿赂等灰色费用[55]占诉讼成本的比重较大，律师相当普遍充任着当事人和法官私下沟通的经纪人。诉讼的不确定性突出，也推动了当事人加大灰色费用的投入。投入与胜诉似乎呈正相关，于是双方当事人攀比式投入，以至形成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局面。尽管法律禁止法官与当事人吃饭，但在中国多数地区，至少在我调查的广东、湖北、贵州等地区，法官与当事人吃饭是给当事人面子，能请法官吃饭的律师方为“当事人满意的好律师”。不过调查结果出人预料，当事人与法官吃饭、娱乐所产生的收益至多是不损害其利益，基本上对司法公正不产生影响，当事人大多只能获得心理上的安慰。[56]真正要影响判决，往往需要一定数额金钱的投入。

　　除上述直接经济成本外，还有间接经济成本，比如，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保全财产及担保财产不能正常使用的损失，妨害诉讼的罚款等。在上述经济成本中，有些属于必要成本（如案件受理费），有些是选择性成本（如财产保全申请费），还有一些属于不必要的成本（如妨害诉讼的罚款）。总体上，我国诉讼成本较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诉讼成本只有小部分理论上可以从败诉方获得补偿，如案件受理费、执行申请费，但还面临无法执行的高风险。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费用由原告预缴，法院通常判决败诉方将应负的诉讼费用径行给付胜诉方，而不直接退还胜诉原告预缴的诉讼费。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倘若法院先退还胜诉方预缴的案件受理费再向败诉方收取，也很可能收不到，法院不愿意承担这种利益损失和权威削弱的风险。[57]而如果法院都收不到，当事人如何可能？寻求公力救济旨在期待法院公权的保护，而判决却连预缴的诉讼费用也由败诉方“径行给付”，旧帐未结又添新债，似有鼓励私力救济之嫌。

　　（2）法院的司法成本

　　当事人只关心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而公力救济还涉及到法院的司法成本。“不是所有的司法判决都能产生正义，但是每一个司法判决都会消耗资源。” [58]司法成本指建立并维持一套常设的司法机构、以及司法人员办案所支出的全部费用，比如法院设施与维护费用、法官及辅助人员的薪金福利、法官办案耗费的人、财、物力。如何对待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国家需要考虑公共利益，通过比较私力救济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判断其是否效率，并综合考虑这种效率与正义的平衡。有些私力救济行动不耗费国家成本，却能够摆平许多纠纷，并且不与法治的和平目标相悖，就像陈鸿强十多年来的民间收债那样。此类情形下，国家对待私力救济的态度便具有暧昧性，私力救济在一定程度上被默认、甚至被鼓励。[59]

　　司法成本由国家主要是地方财政承担。我国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许多地区的法院经费严重不足，[60]有些法院和当事人之间还存在围绕资源获取的互动机制。[61]当事人诉讼成本与法院司法成本之间有一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法院收费越多，司法成本通过当事人获得补偿就越多，国家承担部分相对就更少。日本学者棚濑孝雄系统分析了这种影响人们利用审判购买正义行动策略的成本转嫁机制。第一次转嫁指审判成本转化为诉讼成本的诉讼费用化政策，第二次可分为转嫁给对方和转嫁给第三者，前者如败诉者负担制度，后者如法律援助、通过律师费用保险实现转嫁、单方的败诉者负担（某些公益诉讼中若原告胜诉，则由被告负担对方包括律师费在内的全部诉讼成本）。[62]国家实力越强，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相对就承担得更少。比如，美国由联邦政府对诉讼提供巨额财政补贴，法院只收取微不足道的讼费；[63]德国财政预算的7%用于司法开支。学界有人通过考察诉讼费用与GDP的关系，提出国家实力增强，应当承担更多司法成本。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