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

2497,71.12%

2000

2615079

2639066

463976

85%

3064,68.32%

2001

2514634

2541595

84.8%

3150, 67.86%

　　a.《中国法律年鉴》（1995-2000），北京，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

　　b.《人民司法》每年第3、4期有关上年全国法院案件审理情况；

　　c.中国法院互联网：；

　　d.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95-2002），载.

　　颇有意味的是，重建司法信心诉诸的却是法治外手段。中共中央[1999]11号文件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领导“认真落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具体措施，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表明了执行难的严重程度，借助党的文件乃是现实条件下无奈的务实选择。正是这一文件，成为高法大力加强和改革执行工作的契机，1999年定为全国法院执行工作年。按官方表达，执行难问题有所缓解。统计数据表明，执行收案至2000年增速放缓，与上年基本持平，2001年破天荒开始下降，而未结案件从1999年就开始下降。至2002年11 月中共十六大召开时，法院执行工作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39]

　　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案件执行率不低，在80%左右，执结标的金额占申请执行标的金额比例在63%至72%区间徘徊。这两项比例比人们的一般印象高得多，若果真如此，执行难问题就不会如此严峻。问题出在执行案件统计的技术性操作、[40]尤其是“执行率”的概念上。所谓“执行率”，并非指判决得到切实执行的比率，而只是指执行结案的比率，又称“执结率”。我参加的一项对广东、湖北、贵州三个中级法院的调查也表明统计上的“执行率”与现实存在矛盾：三个法院的执行率都在80%以上，但执行结案大致包括三部分，执行终结、执行中止和实际执行各占1/3.简言之，实际上能按判决金额执行到位的只占1/3，因为执行终结、执行中止通常拿不到钱，或者只能执行一小部分金额。[41]三个中级法院和有关基层法院皆为“三三开”，这或许是个巧合。但不可回避，统计对上级媚合的品性在当前的环境下相当突出，因此对中央[1999]11号文下发后执行收案、未结案件、执行率等指标的“优化”不得不作保留。[42]依经验判断，我认为，民事判决执行率大致在40-50%.相对官方数字和近年来法院执行改革[43]的热情，这个比例很保守。对改革成效我持观望态度，“执行难”依然是困扰着司法和社会的难题。

　　公力救济实效性欠缺，导致更多人寻求私力救济。赢了官司拿不到钱，自然会转向其他救济途径。比如，陈鸿强追收的债务中至少有5宗曾取得判决，但长期无法执行，陈协助“执行判决”。2002年11月，四川泸州龙马潭区法院一起三年未执行的案件中，原告某镇基金会通过镇政府出面，请求法院允许其聘请民间机构调查。十多天后，私人侦探查明被执行人住所及财产状况，根据蹲点守候48小时的私人侦探提供的线索，法院拘留了被执行人，追回资金20余万元。依泸州中级法院“限制债务人高消费令”公告中“公民举报有奖”的承诺，该法院对私人侦探兑现了相当于执行款5%的奖励，镇政府给予了标的额20%的重奖。 [44]法院三年无法执行，私人侦探十余天就令执行完成，这一结果令人深思。债务人为什么欠债不还？一个重要原因是，法院执行力度弱、效率低，法院无法对其构成有效威慑。例如，私人侦探能长时蹲守，法院执行人员可能吗？现行制度没有也不会打算提供这种激励。这一事件并非偶然和个别，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实效性和效率的对比。债务人逃债与公力救济不力关系密切；而在有些情形下，私力救济却能以其实效性和高效率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对债务人构成有效的社会控制。这一被视为“经典执行”的案例可作为“经典的镜子”，[45]反映公力救济失落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