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本支付方式

　　公力救济需预付费用，而私力救济即便借助他人的力量需要付费，一般也不预付。是否预付费用，这一点构成当事人纠纷解决行动选择的重要考虑。就民间收债而言，当事人通常在获取收益时按约定比例支付一定成本，即便这一成本可能相当于或者高于公力救济，但重要的是，它不事先支付。既然无需事先投入成本，何不尝试？依心理经济学，人们宁愿获得而不愿付出，[65]付出总是令人不快的，而在失去的未挽回前又付出则更加痛苦，尤其当救济结果不确定、法院又实行诉讼风险告知制度、且预付诉讼费、律师费和其他费用金额不菲时。这种心态加上中国人命定论的倾向——“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重要的在于把握现在”，甚至还会引发一种费用支付方面的“拔毛”效应。寻求救济者往往认为自己受到侵害，在他们看来，法院收费似乎有雪上加霜、雁过拔毛之意味——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法院最先做的却是收费。[66]若无律师对诉讼结果乐观预期之激励，[67]选择公力救济者可能会更少。

　　由此，可推导出一个有关成本支付的推论：人们更愿获得而不愿付出，付出总令人不快，付出越多，不快越多；事前支付相比事后支付尤其不受欢迎，即便事前支付小于事后支付。救济成本不论事前或事后支付，实质都一样。但在心理学上“朝四暮三”与“朝三暮四”是不同的，对当事人而言“朝无暮四”优于“朝四暮无”、甚至“朝三暮无”。私力救济似乎不耗费成本，因为当事人无需当期投入；而寻求公力救济需事先投入，付出成本似乎比私力救济更高。在收债人通过私力救济成功追债后，当事人付费即便再多，也毕竟有所收获，且约定在先——凡是自愿的通常都是合理的，并满足了“报”之快感。上述分析很容易解释成本最小化的悖论：即使公力救济成本并不高于、甚至低于私力救济，人们还可能选择私力救济。[68]

　　促成这种行动选择的因素除心理偏好外，还可诉诸经济学有关现货与期货的区分、以及个体对风险的态度来解释。期货的预期兑现值影响到人们对现货的态度，若公力救济预期收益不确定或较低，将会导致一些人转向民间收债等私力救济。个体对待公力救济不确定性及费用难以补偿风险的态度，也影响着行为选择。耗费成本不一定实现目标，投入成本存在无法或不能完全补偿的风险，即便胜诉仍有可能面临无法执行判决甚至追回诉讼费的风险。因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废除执行费用预收制度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开先河，几个月后便为全国许多法院采纳，并成为最受当事人欢迎的执行改革措施之一。[69]

　　（四）成本—收益综合比较

　　现在转向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成本—收益的综合比较。[70]诉讼成本与诉讼金额的比例因案件、地区、当事人、法官等不同而相异，小额案件诉讼成本超过诉讼金额的情形相当普遍，至于诉讼金额较大的案件，依经验判断该比例大致在8-30%之间。当事人承担的经济成本 C可表示为：C=（C1+C2+C3+C4），C1为法院收费，C2为代理费用，C3为诉讼辅助费用，C4为其他费用。C1=（a+b+c+d）-（a+ b+c）S，a为案件受理费，b为执行申请费，c为财产保全申请费，d为其他诉讼费用，a、b、c实际可补偿金额适用执行率（即判决金额实际执行的比例） S.若诉讼金额为M，则成本C和收益P分别为：

　　C=[（a+b+c+d）－（a+b+c）S]+C2+C3+C4 （1）

　　P=M·S－C （2）

　　假定一宗100万元的案件，a为15010元，b为3000元，c为5520元，d为5000元，C2为20000元，C3为3000元，C4 为10000至100000元，S取40%.当C4为10000元时，则成本为52118元，收益为347882元；当C4为100000元时，C为 142118元，P为257882元。同样这宗案件，若通过民间收债追收，成本大致为20至40万元，收益相应为80至60万元；若当事人个人追收成功，收益几乎可达100%.

　　诉讼成本的高昂，可参见如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