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之思维起始就使沟通成为不可能，而相对主义则在无法达成内容上的一致时，过早地放弃了沟通的对话，因而两者都未切中哲学探讨的使命，这就是，在沟通中一步一步地去形成“意思传递共同体”（Gemeinschaft durch Mitteilung）。（注：参见注43和注8中著作。）当然，目的不单在意思传递自身。哲学论辨的目的是形成主体间的一致，并是在真理意义上论辨。但人们也不可认为，似乎没有达成一致就等于沟通的失败，相反，对于这类必须保持无答案之问题，沟通恰好也可能意味着相互理解和相互接纳，这是宽容原则的要求。

　　人类自身在这类问题上相互免于强制和暴力，给出对人来说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的答案，传递意思和实现自我等任务，在“控制论时代”，“后现代”仍将存在，因为任何机器和自动售货机都不能实现这些任务。“后现代”也意指一种警示：我们不要在技术唯理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我们这个社会的非公正化是技术唯理的一部分-，以致于忘记了人和人的基本关怀。（注：另见V.赫斯勒：《当代的危机与哲学的责任》，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