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看一下历史，我们就能明白，在哲学、尤其是法哲学的任务上，一直交替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相互消解的极端的看法。第一种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创设关于世界、人类和法的绝对的、普适的和不变的定理。为此，人们作了无数次尝试-我们只想到（绝对主义的）自然法学说-，然而，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尝试必定失败，原因有二，首先，根本不存在此类绝对的、超时代的内容。其次，据康德，“纯粹的”知识只是一种借助其能认识事物的形式，那个不是出自理解，而是源于经验的内容，却只适于后来的情况，且非“纯粹的”。（注：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超验逻辑学”部分（A版第50章及以下，B版第74章及以下）。）

　　第二种则是，为了哲学探讨的“纯粹性”而放弃了一切内容，尤其是关于价值的见解（如马克斯。韦伯的“科学的价值无涉”，汉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只是使用存在、思维和法的形式。这种“纯粹性”更被视作“唯理”的决定性标准，因而，“纯粹性”将一切内容上的哲学探讨当作非唯理的，进而是非科学的而加以拒绝。但这种如此倾心于形式纯粹性的克减了的唯理，同样也必然落入非议，因为它也未给出对人来说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的答案。无疑，哲学中的形式主义（对此，康德本人无过错）虽提出一了些极富洞见的理论，但因为没有内容的思维是空洞的，（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版第75章：“没有内容的思维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观念是盲目的”。）它愈是固守纯粹性规则，对于实际生活而言，其重要性就愈小。

　　人们不能兼采形式纯粹性和有重大表现力的内容。在现代法哲学家中，没有人比拉德布鲁赫更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是在形式主义的一般法律学说统治了一百年之后，重新探讨法的内容的第一批学者之一。几乎在哲学被要求回到“物自身”的同时，法哲学也重又走向“法之物”。（注：关于“法之物”参见注5，阿图尔。考夫曼：《法律诠释学文集》，第53页及以下，第95及下页，第98页。视角有些不同的见J.胡沙卡：《对法的文本的理解-实证法的诠释学超实证性》，1972年，第56页及以下。）仅仅在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之观念》（1913）发表一年之后，拉德布鲁赫出版了《法哲学原理》（1914），关于内容和法的正当性问题随之重新提出。拉德布鲁赫，这个为人喜称作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的学者，实际上是实证主义的征服者。从其早期有代表性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二元方法论”，到“观念的质料确定性”思想，直至后期的“事物的本质”学说，他走的是一条笔直的路。法哲学翻开超越自然法和实证主义这一新的篇章，是与拉德布鲁赫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当然，拉德布鲁赫必须为其法哲学的实义化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法哲学的或价值论的相对主义。虽然他坚持法的潜在的最高价值在量上是有限的，但他却认为，不存在关于唯一公正的价值问题的科学答案。在这种相对主义背后，存在着自由、宽容和民主之伦理。由于在独裁时期对这些伦理的背叛，相对主义也在法哲学中被抛弃，法的内容被武断地决定。对我们来说，这条路今天已被封闭，希望也永远被封闭。但我们因此也必须埋葬具有实义科学性的法哲学观吗？

　　拉德布鲁赫过早地交枪了。因为他未能清楚地验证法的最高价值、个人价值、集体价值、行动价值，所以，他一开始就放弃了与所有不相信这些东酉的人交往，具体而言，与这些人交往，只能在政治而非学术层面。

　　哲学在这种征兆中萎缩了。从中可见，拉德布鲁赫只是把明确的“纯粹的”认识看作是认识（他当时也是一个康德主义者，该学派主张，在科学上，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正确答案），他把哲学认识的全过程视为整个一个独白式的。然而，哲学认识要求协同努力，哲学的实现-与此同时由哲学推动的人的自我实现-发生在与其它学说进行哲学沟通的行动中。早在由柏拉图创建的雅典学园中，人们就知道这种相互探讨，当时也存在着非常确定的争辨和辨驳规则。现代论辨理论中（于尔根。哈贝马斯，卡尔—奥托—阿佩尔等），真理（正确性），首先在非经验（规范）领域，惟有通过合作方能发现这种观念，已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然而，人们在通过争辨以达到“最后根据”的努力中，又一再陷入前康德客观主义、反相对主义和反多元主义中（步自然法和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之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