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的领域亦有这种存在性震憾，边际情势意识，对我们世俗法不可避免的抗拒之经历，以及用绝对价值衡量所带来的法的可疑性。拉德布鲁赫曾说过，惟有那种在良心上有负疚感的人，惟有那种“在其职业生涯中，每一刻同时完全意识到必然性，意识到其职业有很大的可疑性之人”，（注：注10，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第204页。另见埃里克。沃尔夫：《法学的可疑性和必然性》，1953年（1965年重印）。）才可能是优秀的法学家。对法的局限性、不完整性和不可靠性，象我们熟知的，闭眼不见的法学家，盲目地沉溺于此种法中，导致大难临头。这既是实证主义者，也是自然法论者的立场。实证主义者眼里只有法律，他封杀了法的一切超法律成份，因而，就象我们在20世纪体验得厌恶的，在为政治权力扭曲的法面前，毫无抵抗。自然法论者则贬实证法律而扬先在规范，由于他不能从认识论上对先在规范予以证明，尤象18世纪自然法所展示的，结果走入法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这两种理论在法的存在方式上都有缺失，因此，法在它们那里均未走向自我。（注：此问题见迈霍菲尔主编：《自然法还是法律实证主义？》，第3版，1981年；另见注5，阿图尔。考夫曼：《法律诠释学文集》，第79页及以下。）

　　（四）不同倾向的综合

　　前文对哲学的分类是一种理想的理解，没有一种思潮是纯而又纯的。但不同的时代强调的重点各异。从理想的分类上浓缩出的哲学特征，其缺陷也要比实际观察的明显得多。

　　关于法的旧实体本体论和客观主义看法是错误的。法不是如同树木和房屋一般的“客体”，相反，它是一种关系的结构，人们在这种关系中相互依存并与物发生联系。代替实体本体论，应确立联系本体论。

　　但同样错误的是，将一切淹没在主观性，归根结底是功能性中，彻底否定“本体性”（不可把握性）。它带来的危险是，法完全被置于立法者支配之下。

　　既便是存在相反的思维征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两种学说，对主体—客体图式（主体客体在认识上分离）负有责任。今天，这种图式在自然科学中也遭到质疑，至少，它不适合诠释性（理解）科学，必须让位于个性的思维。

　　对此，有两种倾向须避免，一是让－保尔。萨特的极端存在哲学，据此，人自己形成其道德，二是尼克拉斯。卢曼的极端功能主义，据此，法仅仅由程序产生，具有唯一的合法性。人，也包括法，是被给定的，同时又是自我设定的，是不可取消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合体，既是人形成过程的“什么”，也是“如何”，通过此形成过程，人和法达到其具体的此在形式，而不仅仅是该过程的产品。简言之，这是一种建诸于实体（个人）之上的程序正义论。（注：详见阿图尔。考夫曼：《法律逻辑学和联系本体论之初探-个性法律理论的基础），载《法律理论》第17期（1986），第257页及以下；同作者，《论法学的科学性-真理一致理论的特征》，载《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文汇》第72期（1986），第425页及以下；同作者，《法与理性》，载《法治国与人的尊严-W.迈霍菲尔纪念文集》，1988年，第11页及以下；同作者，《程序正义论》，1989年；注36，同作者，《后现代法哲学》。）

　　七 当今哲学和法哲学的任务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和变革的时代，到处都在谈论“范式转换”，转换连转换接踵而来。不巧，人们还具有现代的特征：理性被推到极至，此时，发端于美国和法国的“后现代”也开始向我们走来，这毫不意味着非理性的复归。非理性决不是医治有着科学要求的哲学的药方。但正好在人们一头栽倒于唯理和理性上时，人们便可轻易地获知，由此产生了对现代、尤其是对启蒙的不满，这种不满赋予了后现代极大的魅力。用一句话来概括：唯理是“现代的完全强制”，“总体理性”，“循环启蒙”，它将一切宝押在赤裸裸的统治和利用学问上，同时由此表明，它无力回答对人来说是真正重要的问题。（注：见彼得。科斯诺维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1987年，尤其是第27页及以下。）应如何解释这种唯理的失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