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的逻辑上说，在对可税性理论的总体研讨的基础上，只有集中讨论收益的可税性问题，才能在税收立法时，更好地对各类收益是否可以征税作出判断和选择。但这方面的判断和选择注定会存在争议，而且必将长期难以达成一致。因为税法的宗旨并非单一，税收的职能是多重的，[7]这就必然导致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探讨此类问题会存在研究风险，但毕竟有助于总结人们可能达成的一些共识，因而对于税法理论和实践发展都有基础性的价值。

    探讨税法对不同类型收益的选择，首先涉及到对收益的分类。由于收益的来源、形态、性质等的复杂多样，因而收益的分类标准和相关类别也可以是多重的和多样的。其中，有些分类对于税法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如货币性收益和实物性收益、有形收益和无形收益、既得收益和预期收益、合法收益和违法收益、公共收益和私人收益、隐性收益和显性收益、营利性收益和非营利性收益，偶发性收益与经常性收益，[8]等等。对于这些不同类别的收益，国家在征税时就需要作出选择，确定哪些可以征税，哪些不能或不适合征税。而对于这些问题，只有在理论上探讨清晰，在税收立法上先予确定，才能在税法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有理可循。在上述的诸多收益类别中，对于本文的研讨更有直接价值，更有助于说明税法上的取舍标准的，主要有如下几类收益：

    ㈠货币性收益与实物性收益

    从普通人的经验来看，现实的收益，可能是货币性的，也可能是实物性的。但这些收益是否都可以征税，是否都适合征税，却值得认真思考。尤其应关注对上述收益征税在经济上是否有效、合理，即是否具有可税性的问题。事实上，现代国家，基于降低征税成本，提高税收效率的考虑，一般主要是对货币性的收益征税，因为实物性收益的运输、保管、储藏、变现等成本都比较高。鉴于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税收只能是政府获取的金钱性收益。[9]这种观点固然略显偏颇，但足见货币性收益在征税方面的份量。而至于实物性收益，是否绝对不具有可税性，确实难以一言以蔽之。从历史和现实的制度规定来看，对实物性收益征税，在历史上曾经是征税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在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它仅在个别的税种或个别的情况下有意义。例如，在农业税、遗产税领域，不仅直接的收益可能是实物，而且直接交纳的也可能是实物。特别是农业税领域，在历史上曾长期采取纳粮或交皇粮、公粮等形式，[10]由此才形成了普遍接受的“皇粮国税，天经地义”的纳税意识。一个国家之所以可能会存在对实物性收益征税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国的经济、社会、法制发达水平等都有密切的关联，因而往往有现实的需要。但值得注意的是，应把征税对象和缴纳对象分开，应看到对实物性收益征税，并不意味着以实物形式缴纳就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事实上，即使承认可以实物纳税，一般也要求此类实物可以“货币化”。如针对福利分房、实物发放等情况，因其可以货币的形式量化，故而才可以对其征税。[11]这再度表明，纳税义务的量化，是税法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同时，也只有对纳税义务以货币的形式量化，才能够降低征税成本，实现有效征收。

    总之，从货币性收益与实物性收益的分配来看，基于征收和保管的效率，[12]基于征税对象的流动性、变现力等考虑，各国一般倾向于主要对货币性收益征税，因此，作为将征税对象量化的计税依据，应当是能够量化为货币价值形式的商品销售收入、利润收入、财产收入等；即使交纳的是实物，一般也都要对实物进行量化处理，使其税基可用货币价值额衡量，这也是计税依据本身的要求。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市场化或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工商税制本身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以实物收益（如农产品）作为征税对象或缴纳对象的情况，应当越来越少，至少也是将其进行货币量化后再征税。这既是税法突出的“可计算性”的要求，也是现代社会效率特征的要求和体现，同时，同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要求也是一致的。可见，效率性是影响上述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