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银行大股东在管治公司的角色出现时与美国的情况刚好相反。美国上市公司管治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出现财政危机，使公司能继续正常运作，所以必须管治完善。但日本银行股东则在危机出现时，才换手接管，其他时间交由公司董事局管理。此安排其实是以市场压力令公司必须要有好的管治方式，才能生产高素质产品或服务，令公司更有竞争力，业务更成功，亦能避免银行股东的接管。

　　6.互相控股

　　日本的上市公司常出现互相控股的情况。 因此， 一个企业系列（keiretsu）（注：kenkyusha‘s new japanese—english dictionary779（koh masuda ed， 4[th]ed. 1974） ）（这是大集团的专有名词）便包含了生产，原料供应，批发商，零售商，贸易往来及高科技研究等公司，这是横向的关系。与美国公司集团的纵向关系不同，后者是以控有多数股份，用子、母公司形式出现的。有些美国公司甚至无此安排，纯粹以合约方式互相约束。

　　日本的互相控股的公司，控股的规模达到所有上市公司大约百分二十五的股数。在这样的互相关系中，首要任务是尽量提高运作效率，以及降低利益矛盾的情况。要做到这一点，单靠合约条款约束各方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采取弹性处理，补充合约中不足之处（注：参考w. carlkester， japanese takeovers： the global contest for corporatecontrol，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ch. 3.（1991）。）。 这就是合约管治的目标。要达至成功，有赖各个方面富有诚意、充分的合作，以公司利益为首。这样，合约内容可以比较原则化，具体情况需要有关方面，以互重互信原则，保持长远发展关系为前提，再作修改。另一方面，互相控股能减少利益冲突的出现，因为各方互相牵制。被控公司业务有问题时，同时影响所有控股公司。因此，日本模式既能减少利益冲突（通过互相控股），又能有效管治公司，并可保留日本社会特色（例如：公司员工内部晋升，及业务良好时有较大管理空间）。

　　三、美日两国公司制度对我国的影响

　　（一）美国公司制度不适用于中国

　　作者认为，美国的公司管治制度不适用于中国，基于以下原因：

　　1.体现berle—means理论

　　美国整个公司管治制度，尤其上市公司，都体现了berle—means的理论，包括针对降低“代理人费用”、监管董事局、控管分开等。但中国的上市公司，绝大部分是前国有企业。在现阶段，关键不仅著重于上述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解决“政企不分”、“工人下岗”等迫切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上市公司面对的重要问题，是燃眉之急，直接影响工人生计以及公司的存亡。管治的问题是后一步的担忧。所以，berle—means的理论目前不需要马上在中国实施。前面还有很多更显眼的麻烦。

　　2.额度限制

　　美国与中国的公司在申请上市时，有一个根本的差别。美国行使的是无额度限制制度，只要符合上市要求，所有美国公司都可以同时上市，数目不限。公司管治制度就是为了配合这庞大的、不断增加的上市公司及股东队伍而设立的。目的是从内部著手，改善公司的运作。这是个完全开放的市场，只要达到法定条件，谁都可以参与。

　　在中国，额度限制严格地掌握了新上市公司的生存空间。这可以说成是一种间接管治手段。从外边监控公司的表现，作为上市的条件之一。这方法可称为“目标为本”（target oriented）。 意思是以管治成绩来确定是否通过标准，然后才获得批准上市。额度限制彻底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上市规则，与美国的制度完全不同，造成两国的公司管治制度目标也不同，因为上市后公司仍可能再集资上市，这亦令美国上市公司管治制度不能全部适用于中国。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下面还有几个关于美国法律制度的特点，进一步印证美国的上市公司管治制度难以适用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