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体系确立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过短期恢复发展，我国很快实现了国民经济一体化。但是，由于我们受前苏联理论教条的束缚，人为否认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性，政府对经济一统到底，企业失去自主经营权，成为政府的附属物，这些违背生产力要求的作法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最终被迫走上改革道路。从70年代末开始，经过艰苦的理论探讨和积极的实践尝试，我们在理论上获得了重大突破。1992年中共中央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笔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体系应当由两个亚体系组成。一是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以财政、税收、金融、计划、价格、固定资产投资等为主要内容。其基本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二是市场规制法律体系，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主要内容，其目的是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市场失灵。

　　三、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作为调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法律手段，二者是不可或缺的，在经济法律体系中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当然，它们在产生顺序、解决问题、功能作用、调整性质、调整原则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二者产生的先后顺序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法律体系中，市场规制法先于宏观调控法产生。19世纪70年代，私人垄断形成后，限制了自由竞争，剥夺了广大中小资本家的可得利润，遭到了广泛反对。在这种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干预垄断组织的生产、销售，市场规制法率先产生。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依靠市场规制法已不足以引导市场的健康发展，只有依赖政府参与其中方能引导经济走上正轨，宏观调控法诞生了。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宏观调控法优先于市场规制法产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为宏观调控法的优先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政府管理、组织、参与经济是其最基本、最经常的任务。在高度公有制的经济中，利益彼此独立的市场主体是不存在的，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存在的是劳动竞争，而不是利润竞争。所以，由无限制利润竞争引发的市场失灵是不存在的，市场规制法也就缺乏其产生的必要条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逐步恢复，竞争逐渐展开，欺行霸市、假冒伪劣、地方保护主义等大量垄断行为、侵犯消费者的行为涌现出来，市场规制的诞生成为客观要求。《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于1993年颁布，它们是我国市场规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者解决的问题不同。现代各国的经济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历充分证明，政府对企业、社会经济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往往会造成效率低下的结果。适度参与经济活动是各国政府的最佳选择，宏观调控法就是实现政府适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法律形式。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发调节社会经济，其高效率毋庸置疑。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竞争者必然会千方百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甚至不惜以结成垄断联盟或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自竞争。如此而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市场配置资源违背最优原则，“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规制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排除干扰因素，保证市场正常运转，防止“市场失灵”。

　　二者的功能作用不同。市场规制法的作用在于国家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干预市场，通过行政机关管理市场。国家按有利生产、活跃流通、方便生活、讲求效益、合理布局的原则建立商品市场，对自发形成的市场要加强管理；对市场经营者、商品经营者和商品购买者等市场进入者设置法定的进入条件；对于已进入市场者设置的市场进入壁垒采取法律手段予以剔除，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设定公平交易规则，对于违反者给予警告、罚款、直至逐出市场，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宏观调控法的作用在于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实现引导经济发展的目标。政府从长远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在产业调节、计划、国有资产管理、投资、金融、税收、交通、电信、劳动、自然资源、能源、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等领域管理与自己具有隶属关系的经济组织，并引导其他经济个体的经济活动，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