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分析目前有关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于“经济人”预设的态度有一个共同点和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其共同点是都认为“经济人”预设存在不足，必须对其进行改造，使其能够成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人”。其不同点是：一种观点认为应在“经济人”以外另行设定人性标准，建立不同于“经济人”的“生态人”预设，这是“生态中心主义”的制度和立场；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对“经济人”预设进行内涵丰富，通过拓展“经济人”的理性和利益目标，使“经济人” 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是一种“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和态度[66].

　　应该说，这两种思路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对于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均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但是，我认为，从制定“绿色民法典”的角度，对“经济人”的内涵拓展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意义。

　　（1）从理论上看

　　考察“经济人”假设由理论演变成为社会实践和行为模式的过程，最为重要也最具有影响力的有两点：一是促使人对利益的充分觉醒，而这恰好是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另一则是所有“经济人”在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只有低成本和高效益才能在竞争中获胜，从而导致了人们竞相开发“免费”的自然资源，非理性的向自然进行扩张，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此造成了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67].这两点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但却是一个主体的行为动机与利益取向，使我们必须审慎对待。如果否定“经济人”的本质，等于否定利益动机，人们将不知道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如何进行选择和交易、生产、消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将不复存在，可持续发展沦为空谈。如果任“经济人”的不理性行为泛滥，终将毁灭人类的生存条件和发展基础，可持续发展同样不能实现。因此，只有发挥“经济人”的积极方面，抑制其消极方面，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佳方案。

　　这种情况下，重设“生态人”标准也许具有更多的理论创新意义，但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是否最好，持此观点的学者自己也颇感忧虑。他们也承认，必须实现“生态人”与“经济人”的统一，“对‘生态人’与‘经济人’都只能持一种扬弃的态度，整合二者有利特性，才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68]”因为重设“生态人”标准是一种外部规限机制，它既无法从内部改造“经济人”，还必须依靠“经济人”来发挥作用，其成本与效率令人怀疑。更为困难的是，“生态人”与“经济人”如何实现“整合”，我还没有发现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这种情形与“生态中心主义”法律观下的自然主体地位的设计情形十分相似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