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实践中看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利益原则”始终是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原动力，是人的生物属性所需要的一种生存本能。如果要人做出彻底改造“利己” 动机的努力，等于否定人的生存本能，要求主体的活动不再受利益本性的驱使，而是依靠生态伦理的感召行事。这不仅因有违人的本性而不可能，而且也是与可持续发展观相背离的。可持续发展观不可能让任何人、任何国家或地区在解决生态问题的同时去面临另一种威胁——经济行为主体缺乏活力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丧失。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自利是人的生物本能无关价值评判，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而非其他。

　　历史还告诉我们，也恰恰是“利益原则”导致了自然资源锐减、污染严重、生态平衡破坏等环境问题，“经济人”追求利益的欲望是一柄双刃剑，它既能引导人类走向富裕，也能导致人类在追求暂时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的歧途中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因此，只有深刻认识利益欲望、利益原则的双重性，才有可能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代利益与后代利益的关系，在实践中克服对利益的单一性、片面性、暂时性追求，而要做到这一点，将“生态理性”纳入“经济人”内部更加具有合理性。如果设定一个“生态人”标准，必然会出现新的人性割裂：“经济人”具有经济理性，“生态人”具有生态理性。在人的经济行为或其他社会行为中，他只能做出一种选择，要么是“经济人”的，要么是“生态人”的，如果“经济人”做出“生态人”的选择本身就是不理性的，同样“生态人”做出“经济人”的选择更是不理性的。因此，人的角色定位必须是明确的，不可能在同一行为中要求他忽东忽西，只能是将有关问题纳入同一范畴一并“算计”。

　　（3）从法律上看

　　近现代民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进行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基本规则，以“经济人”为基本人性标准。我所认为的“绿色民法典”是对环境法与民法进行沟通与协调的努力，其前提是民法的社会化和生态化理念。无论是民法的发展，还是民法的生态化过程，都必须以承认“经济人”的人性标准为前提。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实现民法的生态化目标。

　　首先，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交易规则，主体的权利义务是民事法律制度的核心。我们知道，权利与利益密不可分，在法律的范围内获得利益是民事主体的法律行为动机，也是民法建立“经济人”标准的重要原因。如果在民法中否定“经济人”标准，意味着不再承认民法主体的权利，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法律制度不仅不可能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实施。同时，因为权利是“经济人”自己的，权利如何实现取决于“经济人”的自我判断，法律不加以任何限制，因而导致了权利的行使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都是这种损害后果具体而直接的体现。因此，如果不对个人权利加以限制，也将因社会失范而导致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法律秩序的混乱，加重环境问题的社会性影响。因此，必须对“权利”进行重新界定，对行使权利的主体的行为动机进行审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主体的行为，建立符合新要求的人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