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程朱理学视为世间万世万物之终极价值和意义之源的“天理”，如果作细致的分析、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它有如下两大特征：

　　第一是“当为性”。有如沟口雄三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朱子语类》中关涉“性理论”、“实践论”、“学问论”的部分，“合当”这个奇妙的词语被朱熹频繁地使用，以之界定和描述诸如“性”“道”“体”等等这些表达“理”的活动态或者存在形态的概念所体现的同一本质和性格。 比如，“性是合当底。” “盖道只是合当如此。” “杨至之问体，曰：合当底是体。” “合当”一词的“合”与“当”均可训为“正好……应该……”。所谓“性是合当底”，意即“所谓性，正好应该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性”是具有当为性的。至于“道”与“体”，则显然可作同样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为的”乃属“理”的基本性格之一。用现代哲学语汇来表述，“当为的”也就是指具有道德理想意涵的“应然”。所以，朱熹再再强调指出：“性中只有仁义礼智”：“性者即天理也，万物禀而受之，无一理之不具”：“性只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稍稍具体些，则是“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道是统言，仁是一事。……君有君道，臣有臣道。……故为君主于仁，为臣主于敬。” 总而言之，“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固是合当亲，合当义。”

　　第二是“自然性”。“合当”并不仅仅限于“当为”的道德意含，它同时还表达了“理”的“自然性”特征。“自然”一词始见于《老子》“道法自然” 之说，即自己如此、本来如此之意。如所周知，在魏晋时期，“自然”是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之一。王弼对《老子》“道法自然”的阐释是：“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张岱年先生指出，王弼释“自然”为“无称之言，穷极之辞”是十分深刻的，含有相当精湛的意蕴，所谓“自然”即是“自本自根”，自己如此的意思，人们探求事物之根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就是了悟到事物自己如此，这就是所谓“穷极之辞”。这其实是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化所含蕴的基本的“自然”观，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古希腊语中，“自然”具有事物的生成因、事物的使动因、或者事物的本原的材料等等意味，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其《神学大全》一书中按照这样的语义和逻辑归纳地证明了神的存在。而早在先秦时代的庄子按照“自本自根”、“自己如此”的“自然”之语义和逻辑恰好把“创造者”给否定了，这与阿奎那等西方思想家们有着极大的分别。庄子说：“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 在庄子看来，万物由其创生而自身却不由物所生的“物”，即“创造者”是不存在的。郭象后来对庄子的思想加以阐释：“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无也；既已无矣，又奚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这就是说，“物”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着的，正所谓“物之自尔”，其存在状态并非由某种外在的超验力量所决定，而是其自身力量使然，是本来如此的存在状态。郭象释“自然”之义说：“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又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 郭象还讲到“天然”：“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 物依自身之力所产生的存在状态，也即自己如此的存在状态，对该物来说就是他本来的存在状态，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是获得了正当化的存在状态。朱熹有时正是在郭象释《庄》的意义上谈论“合当”的，他说：“孟子道性善，善是性合有的道理。” “如人入于水则死，而鱼生于水，此皆天然合当底道理也。” “这道理……只是合当如此。如竹椅相似，须着有四只脚，平平正正，方可坐……如穿牛鼻，络马首，这也是天理合当如此。若络牛首，穿马鼻，定是不得。” 所有这些例举之中的“合当”很明显不再是“当为”的意思，而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因此而不得不如此的意思，也即“物之自尔”的意思。所谓“说仁便有慈爱的意思；说义，便有刚果的意思。声音气象，自然如此” 是也。实现这样的“自然性”在人类社会往往成为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因而又具有抽象的道德理念的意味，由此而成为“合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