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管子极为重视法律的确定性。在《任法》篇中指出，“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故明主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故圣君置仪设法而固守之。故谌杵习士闻识诚博学之人，不可乱也；从强富贵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亲爱者，不能离也；珍怪奇物，不能感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这些都是在阐明和强调法律的明确性与连续性、稳定性。当然，管子并不认为法律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情势发生变更，有了新的需要，那么法律也是非变不可的。这在其《任法》篇中也有说明：“国更立法以典民则祥……故曰法者不可恒也。”

　　其三，管子在重视法律确定性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法律的实现，认为应该多方努力，必使法不虚立，令不虚设，法立必行，令出必遵。他在《重令》篇中说：“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即务求法律得以实现，而增加其强制力。为达到这一目的，管子认为在法立令出之前，必先经慎重的考虑，非有必要，决不应轻易置法设令，徒致窒碍难行，而自损威信；同时统治者还必须垂范世人，身先服法。他说：“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能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又说：“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49所以，“有道之君，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而舍法以行私者也。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50

　　李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