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规范性司法解释实际上同样承担着规则创制的功能，但由于司法权受制约于立法机关，并没有被赋予其授权立法的形式和权限，它只能以“司法解释”的名义出现，“对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但由于现行立法的原则性、滞后性和司法实践中新问题的频发，以及法官办案的实际需要，以抽象的规则形式出现的司法解释不仅不会减少，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通过规范性司法解释实现司法统一的方式，确实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内在的实践合理性。实际上，这种法律统一的功能是不可能由判例取代的。因为，法律的空缺过大，从一个案例中不可能同时归纳和抽象出诸多法律规则，最高法院自身并无足够的案例资源，而大量由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又不可能及时整理成所需要的判例，因此，判例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此外，判例必然受到许多具体条件的限制，很难形成可以普遍适用的规则；存在着检索和援引上的一系列技术问题；在法律推理上，规则援引主要依靠演绎，而判例则主要依靠归纳，这对法官的法律思维习惯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事实上，由于判例无法援引，已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判例，在审判实践中对法官的影响和约束也十分有限。总之，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目前判例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资料，即使随着法治和司法的成熟，判例的作用逐步提高，也不可能全面替代系统制定的法院规则。何况，依法审判的基本原则和司法实践 [29]也迫切要求规则的严谨性，正因为此，近年来随着立法步伐的加快，规范性司法解释的数量反而增加，要求更加迫切。也才反复提起规范性“司法解释权”下放的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强调规范性司法解释的重要功能，并非无视和否认其内在的弊端，实际上，规范性司法解释越权和“违法创新”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警觉，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必要限制地方法院进行规范性解释；才必须强调司法解释不应超越现行法的基本原则；才应该呼吁立法技术的提高；也才特别需要最高法院同时重视发挥判例的特殊作用，避免对规范性解释的过度依赖。

    当前，司法实践中新问题层出不穷，不仅立法无法应对，规范性司法解释的制定也需要相对复杂慎重的准备过程。相比之下，公布典型性判例可以弥补规则的不足，较之规则更具有灵活性优势。然而，近年来，最高法院公布的有影响力的判例似乎非常有限，而未加公布的判例则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应。例如，2000年上海的一例“婚内强奸案”判决之后，曾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法学界已经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很有深度的讨论。曾经归纳出几条原则：（1）正常婚姻关系承认同居义务，因此原则上不承认“婚内强奸”；（2）法律并未根本否定“婚内强奸罪”的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受害人进行救济；（3）婚姻关系的“非正常存续期间”（例如离婚判决尚未生效期间），以暴力等手段违背女方意志实施性行为，情节恶劣的，可以认定为“婚内强奸罪”。 [30]然而，尽管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当时最高法院却并没有公布这一案例，于是在2001年，我们看到两起与上述案例几乎相同的案件，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判决。3月19日四川省南江县判决认为，由于双方当事人的二审离婚判决尚未送达被告，夫妻关系还处于存续期间，因此被告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31].由于检察院没有抗诉，判决生效后，原告起诉检察院要求赔偿因其错误羁押造成的损失7839元。10月25日，陕西省“首例婚内强奸案”宣判，一男子（被告）在离婚判决已下发但尚未生效前对妻子施行强奸（未遂），被法院以强奸（未遂）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零6个月 [32].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案件并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定罪量刑不能容许有如此大的裁量余地；我国也不是地方分权的国家，并不存在各地方独立的刑法。这种法律适用上的不统一是不应该出现的，问题固然出在法律规定本身的不严密，但原本可以通过判例的作用避免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却看不到判例的作用？这或许说明，中国的司法更需要的还是规则，因为我们尚未形成对判例、乃至于对司法既判力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