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例证如北京市高级法院制定的《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2001年10月1日起在北京市各级法院开始试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规定》共有149条。涵盖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及执行中涉及到的举证责任和期限；证人出庭作证；鉴定、勘验等内容。在《规定》中确定了如下原则：在举证方面，实行庭前交换；所有证据都要在法庭上公开出示、质证，否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不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证人除正当理由外，均应出庭；诉讼中，当事人认为对专门性的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决定是否进行鉴定；法院决定进行鉴定的，在民事、行政诉讼和刑事自诉案件中，应当由当事人在法定鉴定部门、指定鉴定部门或其他鉴定部门中共同选定：协商不一致的，由法院指定法定鉴定部门鉴定。参与诉讼的各方在向北京市的任何法院提交证据，都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完成，无正当理由在举证期限内拒不提交证据的，将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21]

    这个《规定》仅仅是许许多多类似文件中的一个，它产生于最高法院关于证据问题的司法解释即将出台之前。其中的规定早已大大突破了现行三大诉讼程序法，俨然是一种系统的证据规则。据说这样的规定，在全国地方法院还是首次。不能否认，其中很多规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操作性，并有利于法院审理案件的公平和效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特别做出说明：“证据规定”的制定严格遵循不搞立法，不搞司法解释，不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相抵触的总原则，积极探索、尝试解决全市法院审判实践中有关诉讼证据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22]然而，实际上，规定中突破现行诉讼法原则和规定之处并不鲜见，其形式上的规范性也无庸讳言；换言之，这确实是一份规范性司法解释文件。

    那么，最高法院对此持什么态度呢？在北京市法院诉讼证据工作改革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听取了北京高院就该院新近出台的《关于办理各类案件证据问题的有关规定》的情况汇报后，强调诉讼证据制度的系统化、科学化是一项与依法治国的目标和实践紧密联系的重要社会工程，是一件关系到人民法院审判方式改革最终能否见到实效的大事情，是一个必须通力合作、尽快加以完成的重要课题。…… 结合北京高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证据问题的有关规定》的制定与实施，万鄂湘进一步强调，要注意根据司法统一的需要，及时对所制定的证据规则进行修改补充。法律及司法解释应当是既可变又可控的，而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要在试行中善于发现问题、总结问题、不断修改，不断完善。此外，一旦最高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得以通过，要迅速落实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以确保全国司法统一。改革就是要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改革。在探索诉讼证据规则的过程中必须要拿出一点勇气来，要敢于突破。 [23]可见，最高法院的态度本身也相当暧昧：既不再重申地方法院无权制定司法解释文件，也不明确表明其合法性，只是强调了其重要性和“要敢于突破”的精神。目前，全国各地的高级甚至中级法院，在涉及诉讼程序、立案标准和方式、诉讼收费、法律援助、执行、律师业务等方面，都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范性解释文件，形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

    当代中国法制实践实际上早已承认或默许了法院的各种改革措施，本着对通过司法审判发展完善法律的良好愿望，社会对法官和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和创新解释给予了极大的宽容。然而，即使是有良好的动机和社会效果，权力的扩张也应节制有度，如果超出了法制固有的形式合理性和权力制约范围，就难免违背法制的精神——突破超越现行法律法规、创立权利义务，违背了法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原则；各地法院各行其是，造成法律适用中的不统一，违背了法律的统一性和平等性原则；地方法院规则不透明，要求当事人承担法律所未明文规定的义务和责任，违背了法律的公开性和公正性原则……。而以此沉重代价换来的司法改革成果似乎更多地是有利于法院，而不是当事人和公众。为此，人们不得不担心这种以改革开始的权力扩张究竟会走多远，通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