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撰文指出：“对立法解释持不意见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法律解释的逻辑起点应当在立法完成之后的法律应用环节。二是认为法律解释不是一种独立的职权，而是执法者行使执行法律的职责时所隐含的权力。三是认为立法机关没有必要承担解释法律的职责。四是立法解释程序与立法程序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必要单列一权。笔者十分赞同这四条理由。很难想象，法律刚制定出来还没执行，立法机关就对法律进行解释。只有在应用过程中，才需要对法律进行分析、理解，这种分析、理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律解释。也很难想象，法律解释权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赋予哪个机关而不赋予哪个机关。要求执法机关严格执法，而不让其对为什么这么执法而不那么执法作出说明、解释，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解释权天然属于执法机关。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如果它认为原来的法律制定得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补充，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还要一个解释权呢？而且立法解释程序与立法程序又没有什么区别，就更没有理由非要将立法解释作为一项独立权力了。” [14]

    该作者进而又列举出立法解释的几个弊端：第一，立法解释无法解决是否具有溯及力问题。第二，立法解释会使法律的客观性和可预测性受到质疑。第三，立法解释会使法律的包容性、适应性受到破坏。然而，该作者一方面从理论和制度上对立法解释制度持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又认为，在目前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还没有完全理顺的情况下，继续保留立法解释制度，仍然有其一定的必要性。一旦我国的法律建设走上比较成熟的轨道，执法机关特别是法院真正能够成为法律的守护神，则立法解释制度的存在就完全是多余的了。 [15]

    这种研究方法在法学界颇为流行，即先设定一种普适性标准，然后用以对比中国的现行制度，凡是不相符合的则必定存在种种弊端，应该加以改革；同时又以中国国情为理由，论证其现阶段的相对合理性。这种论证似乎很有说服力，也颇具“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存在的必然都会消亡”的辩证思想，然而以法社会学和比较法的思路来看，检验一个制度的合理性的标准主要就是它的现实适应性；合理性都是相对的：既然现行社会条件需要这种制度，其存在又满足了社会的特定需求，那么它就是合理的；而当社会条件变化导致需求变化时，这种合理性也会随之消失。因此，否定一个制度的理由只能是对其社会效果方面的实证考察结果。至于立法解释的正当性问题，就普适性的意义说，也未必是否定的。众所周知，在西方大陆法国家刚刚完成其基本法典时，曾经期待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则减少判例的作用，并极其慎重地将法律解释权集中在立法机关。不仅是大陆法国家，在英国，对立法资料《国会议事录》（Hansard）也极为重视，为律师和学者经常引用。同时，保持立法机关的解释权，还被视为维护人民主权和民主政治的一种保障措施。

    不言而喻，随着时代和法律本身的发展，禁止法官释法已成为历史，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法律制度都赋予法官同等和同样的法律解释权，也并不意味着立法机关已经（或必然）彻底放弃了这一权力，今天世界各国中以宪法确认立法解释的并不在少数，例如，《比利时王国宪法》第28条规定，“解释法律之权只属于立法机关（国王、众议院和参议院）（1981年）”。立法解释的存在表明一种权力配置，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意义；在以立法优先的国家立法解释尤其受到重视，而我国正是这样的体制 [16].立法解释权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必然会经常性地行使，但其存在却至关重要。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关于港人在大陆所生子女居港权问题）是解决香港最高法院和政府冲突以及纠正对基本法的错误解释的唯一合法有效的途径，尽管这种解释或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很少发生，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权力设置和救济途径，则难以保证整个基本法的实施。至于所谓立法解释的弊端，可以通过立法机关的严格程序和慎用得到控制，正如上文作者本人指出的，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只作过一次立法解释，在这一次解释中，似乎不可能包含着所有反对者所指出的那些严重弊端，那么，这些指责难道只是莫须有么？然而，我们毕竟不能仅根据理论推理、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弊端，就轻易否定一个制度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