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司法过程是包含有法官个人价值判断的过程，法官是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的司法主体，对争议事实与法律适用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价值判断和选择，在一般情况下，正规的程序本身就是对司法专断的有效抑制。司法的实质价值包容于其形式价值之中，并通过形式正义体现出来；没有最低限度的形式正义，司法的实质正义也就无从实现。在庭审这个公开的仪式化活动中，所有的形式要素都是为人们能够“看见正义的实现”而服务的，这些因素与法官处置冲突的行为要素一起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正当性，进而引导人们认为采用正当形式所得到的处置结果在实质上也是正当的。正如英国的法官休厄特在《王国政府诉苏塞克斯法官，由麦卡锡起诉案》中的一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24]法官的庭审行为对于集中体现形式正义所要求达到的必要限度至关重要。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旁观者眼中不再仅仅是个人意志的外在反应，而是国家法律代言者的行为，是审判权威的展现，会对当事人切身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法官一个不经意的面部表情都可能引起当事人微妙的心理变化。

　　理想状态下的刑事庭审制度，其目标模式是充分兼顾任何具有合理性的刑事诉讼制度都确认和追求的基本价值：保障实体真实，遵守正当程序，实现诉讼效率。[25]在对三大基本价值的追求过程中，由于实体、程序和效率本身所具有的矛盾性，为了总体上实现更大的诉讼效益，势必引起三种价值的共同博弈。博弈的结果不会是某一种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而是三者在不同程度上的价值谦抑，这种综合平衡的状态就是龙宗智教授所谓的“灰色模式”。[26]中国历来不缺乏对实体正义追求的传统，而对这种追求的热衷和偏执有时竟然以不惜牺牲人类的理性和良知为代价。忽视了程序的正当性而一味追求所谓的“客观公正”，往往会导致丧失人性中更为宝贵和重要的价值。佘祥林案、杜培武案等等令人震惊的冤案中，我们或多或少的看到了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规范甚至是违法行为的影子。强调形式的正义并不意味着放弃实质的正义，而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偏离了正确的航向太长时间，需要花更大的气力才可能扭转回来，矫枉未必过正。

　　规范符合刑事诉讼法要求和法官职业道德准则的刑事庭审行为，是目前刑事庭审制度改革中最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途径之一。德国著名的诉讼法学家赫尔曼通过中德刑事审判模式的比较认为，法官在审判中作为主要讯问机关行事属于19世纪纠问制的残余，虽然纠问制已通过将法官控诉人职能分开等方式予以改革，但由于保留了法官在审判中的调查职能，这种改革并不彻底。[27]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和法制条件下，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追求法官纯粹的被动地位，这并不符合我国特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发现客观真实，实现实体公正仍然是我国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和指导思想；社会公众、老百姓最最关心的仍然还是法院是否定错罪、判错刑、杀错人。也正如赫尔曼所说：“审问式和抗辩式审判形式都可以具有不同的类型，中国如果采用抗辩式诉讼方式，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抗辩制度中进行选择，包括在法官可以接受的各种角色中进行选择。”[28] 在1997年刑事诉讼法建立的基本框架下，进一步追求具体行为模式的合理性和规范性，是庭审方式改革中最切实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