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手段

　　（一）“解释”的误区

　　要理解宪法中所规定的“解释宪法”的含义，首先必须理解什么是“解释”。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谓的“解释”是一个宪法文本中的概念，而不是语言学或者哲学著作中的概念，因此，不能按照通常语言学或者哲学上的“解释”概念来理解，而必须按照宪法文本本身所赋予的含义来理解。

　　宪法文本中只有两个地方出现了“解释”概念，首先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解释宪法”，其次就是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明确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解释法律”的职权。如果我们按照上面的思路，将宪法以肯定的方式所明确规定的国家职权理解为一种排他性的专属权，那么，就意味着其他的国家机构，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在不具有“解释宪法”职权的同时，也同样不具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想理解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就必须比照理解宪法赋予它的法律解释权。按照法理学上的通行理解，法律解释包括了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解释都是一种抽象的一般性解释，都是一种带有立法性质的解释。[15]这种对法律解释的理解是按照解释法律的主体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的分类，因此，宪法上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就被理解为其中的立法解释。确实，在我们目前的法律解释领域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国家机构在不同的范围内进行解释法律的事实，这种关于法律解释的三分法实际上不过是真实地记录了法律解释具体事实。这样一种关于法律解释的学说实际上基于一种法律现实主义的立场，即将现实中存在的事实规范当作了真实的规范。然而，正是这种法律现实主义的立场无法确立法律实证主义所强调的规范意义，因为法律现实主义将“事实”等同于“规范”，法律就是对法官将要做什么的预测，这是霍姆斯就这个问题的经典表述。[16] “存在的”就是“规范的”，“强盗的命令”与“主权者的命名”一样都属于规范，这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恰恰忽略了法律的规范性基础，乃至瓦解了法律的规范性基础。而法律实证主义就是要在区分“强盗的命令”与“主权者命令”的基础上，确立整个法律规则体系的规范性基础或者正当性基础。[17]只有区分这种将“事实”混同于“规范”的法律现实主义立场并将规范建立在正当性基础之上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我们才能理解法律解释的真正含义。

　　由于采取了法律现实主义立场，我们在按照法律解释主体对法律解释进行分类的时候，将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法律解释”与“规范上存在的法律解释”不仅混淆了，而且将前者等同于后者，因为存在的就是规范的。因此，法理学上对法律解释的这种主体分类不仅意味着我们的法律解释中事实上存在着三个国家机构解释法律的现象，而且假定了这三种解释都具有一般规范的意义，也就是说假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了立法解释权，行政机构具有行政解释权，司法机构具有司法解释权。考虑到这三种解释都是一般性的立法性解释，那么就意味着这三个机构都合法地拥有了立法性的法律解释权。那么，行政机构的立法性法律解释权、司法机构的立法性法律解释权的规范性基础何在？我们的宪法将立法性的法律解释权以明确地列举的方式授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款），这种宪法上定于一宗的立法性法律解释权，怎么到了我们的法理学上就变成了天下三分的局面呢？看来，法理学不仅仅要总结实践，而且要关注这种实践的规范性基础何在。无论如何，我们的司法解释已经形成了法律传统。这种传统常常遭到规范主义者的批评，因为从宪法还是从学理上，说司法审判权就包含了立法性的法律解释权，仿佛难以成立，[18]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司法解释就缺乏规范性基础。我们的司法机构之所以在事实上拥有了立法性的法律解释权，是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形势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拥有的法律解释权分配给审判机关、行政机关和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由此确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主体的各个机关分工配合的法律解释体制。 [19]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所拥有的立法性解释权（即我们所谓的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事实上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因此才具有了规范性基础。至于这种授权是不是具有宪法上的依据，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