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作为宪法的奠基者，毛泽东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我们的宪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个人的观点或者意志就是宪法创制者的本来意图，甚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们的集体意志也不是宪法创制者的本来意图。他们仅仅是宪法的起草者甚至设计者，而宪法的真正创制者是“全体人民”。因此，尽管他们的个人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宪法的意图，但是，宪法创制者的真正意图其实就体现在宪法文本之中，领袖们的一些说法仅仅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宪法创制者们的意图提供了有效的线索而已。如果我们在宪法文本中找不到相应的根据，那么毛泽东所说的话仅仅代表了他个人对宪法的理解，而不是宪法本身的意图，不是宪法的创制者们的意图。

　　事实上，我们在宪法的文本就可以发现这种“母法”与“子法”的生身关系。如果我们对宪法本文进行整体上的理解，就会发现宪法作为“母法”将如何诞生“子法”做了明确的规定。宪法明确规定，只有这些法律规则是从宪法中直接诞生的：全国人大委员会制定“基本法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第六十七条第二项），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第八十九条第一项），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法规”（第一百条）（包括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果说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是从宪法中诞生的，[39]那么其他的各种规章、条例、办法、措施等等就是从这些法规、法律和基本法律中诞生的，[40]从逻辑上说，最终从宪法这个“母法”中诞生出来的。最终，《立法法》作为一个宪法性法律就是将宪法的作为“母法”所生出来的“子子孙孙”的法律规则的体系以“家谱”的方式确定下来，并规定了建立这个家谱所遵循的基本礼法。[41]

　　正是基于上述宪法原则，我们建立起了金字塔式的法律体系，但不是根据某个法理学说建立起来的，而是根据宪法建立起来的。基本法律、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本身就是对宪法中的一般原则和内容加以具体化，尤其是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化，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必须在宪法之中找到依据，并且不能和宪法相抵触。同样，所有其他的各种规章、条例等等都是对这些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和内容的具体化。它们之间的关系与法律法规与宪法的关系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母子关系”，这种母子关系在《立法法》的家谱中，称之为“上位法”与“下位法”。当然，“上位法”与“下位法”是严格的法律语言，其实这对法律范畴通俗的但是准确的理解就是“母法”与“子法”。在这样的“母子关系”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宪法的血液已经流淌在了这些具体的法律和法规之中，另一方面，这些具体的法律法规反过来又为“母法”的血液赋予了活生生的骨肉。没有宪法，就不可能有法律法规，同样没有这些法律法规，宪法也就成了没有生命延续的僵死教条。

　　我们的宪法正是通过对立法权的分配确立了宪法自我繁殖的能力，由此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法律体系。宪法作是“根本法”处在金字塔顶端，成为所有其它法律、法规等等的“法源”，[42]由此繁衍出一个法律规则构成的自主性的世界。[43]换句形象的话说，在我们的法学理论和宪法中，宪法不仅处在法律金字塔体系的最顶端，而且规定了法律金字塔的高度、周边尺度等等，由此划定这个整个法律金字塔的形状和结构，所有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已经被放置在这个宪法所创造的法律规则世界之中，任何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都可以在法律规则并最终在宪法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答案。

　　（三）法律解释的合宪性原则：隐含的宪法解释权按照这个宪法金字塔的法律规则体系，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中是不是把宪法作为“法律渊源”或者说是不是在判决之中援引宪法已经变得不是很重要了。因为在这个金字塔中，宪法已经具体化为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并进一步具体化各种具体的规章、条例、办法、措施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审判机关在具体的案件中适用具体的法律、法规或者规则，可以理解为在适用宪法。当然不是适用宪法文本中的某个具体条款，而是在适用整个宪法的原则和要求。人民法院对整个宪法原则的适用实际上以一种隐含的方式适用宪法中的具体条款。正因为如此，在人民法院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这些“宪法的子法”进行解释的时候，必须遵守合宪性这个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对具体部门法的解释不能导致部门法与宪法相冲突，否则这种解释就不符合该部门法的立法要求或立法精神，是一种错误的解释。这实际上是宪法在赋予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本来意含。“审判权”不仅包括了对法律的解释权，而且进一步要求人民法院的法律解释必须遵循“合宪性解释”的原则。人民法院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能做出不符合宪法的解释，除非这些法律法规本身与宪法相冲突。这反过来意味着法官必须遵照宪法的原则和规定对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解释。人民法院在对部门法做出解释的过程中，不是不考虑宪法，而是要时时考虑自己的解释是不是超出了宪法的规定。让我们以齐玉苓案为例。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在齐玉苓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完全无需做出援引宪法的“批复”，法官完全可以依照《民法通则》和《教育法》进行审理这起民事案件。这种主张事实上假定如果能够适用具体的部门法，就无需解释宪法，因为这些部门法本身就体现了宪法所要求的内容。的确，《教育法》和《民法通则》本身就是对宪法内容的具体化。《民法通则》难道不是对宪法的总则、公民的权利义务内容的具体化吗？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对具体的部门法的适用，就是对宪法的适用，只不过以一种隐含的方式适用宪法。而人民法院以隐含的方式适用宪法正是人民法院履行宪法赋予的审判权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法院在司法判决中是不是援引宪法条款并不具有实质意义，这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司法文书协作的格式问题。[44]我们完全可以在所有的判决书中规定这样的格式：“根据宪法某某条款以及相应的部门法的某某条款，判决如下……”。如果这样的话，要不要援引宪法就变成司法文书写作格式问题，这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如果案件能够依据部门法来解决，那么援引宪法往往变得多此一举，因为将宪法作为一种程式化的法律权威加以援引，显然不是宪法制订者的本意。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在“批复”中禁止援引宪法或者要求不援引宪法，因为这种对宪法的援引是从“刑事判决书”和“制作法律文书”的角度来讲的。[45]在这个意义上，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是正确的，没有必要轻易否定。[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