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外一个极端的情况，社会本身是一个急速转型的时候，它对于一个转型是否还不确定，一个革命是否成功的社会，它有另外一种可以发挥稳定的功能。研究转型的学者往往称之为民主的巩固问题，那我想以台湾来讲，大法官解释发挥的民主巩固的功能最好的例子就是499号解释，也是在2000年做的一个大法官解释。那个解释是简单的案情，就是我们的国民大会，就是修宪的机关，突然修改宪法。我讲“突然”，是真的很突然。我记得很清楚，是在1999年9月3号的半夜，他们就开会突然表决说我们的一读到三读全部用不记名的方式。然后，闪电般的，第二天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宪法被修改了。前面当然有一些讨论，可是那个内容没有人想到会这么快的通过。那个内容当然它有它的一套理由，不过，那个内容是说到2000年四年任期届满的国大代表，可以延长两年四十天再届满。它们是修宪机关，而且以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了这个宪法修正案。当然它有一套理由，可结果是一个在任的国会议员给自己延长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样一个问题是非常棘手的。如果它可以这样做，那你无法保证两年以后，它是不是可以再用无记名投票再延长两年。没有人可以控制它，也就是说，把权力交给它的人民其实已经不知道。因为他走出国会，他会说，是他们干的，我投的是反对票。可能全部都是反对票，出来却是四分之三以上赞成。一个典型的新兴民主国家会犯的错误，就是这样的错误。当然，这个争议最后没有一个政党认账，大家一起申请大法官解释，这样的修宪是不是错。大法官面临的一个难题是，我可以审查最多到法律有没有违反宪法。现在已经通过总统公布的，就是宪法，我还有什么东西来审查宪法。施米特有一个理论说，宪法里头有更核心的东西，那个基本决定是连修宪都不可以违反的，但是我们的宪法没有讲，哪一个条文是基本决定，不能违反。所以，大法官是把从天上掉下来的理论，把施米特的理论当成理论，宣告那个修宪是违宪，不管它的论证过程、程序有什么样的问题。从结果、功能来看，它确实发挥了巩固民主的功能，也就是说，走回头路的一个机会没有了。另外，你可以看中东欧国家新建立起来的司法违宪审查制度，你可以看，它们不断的把比例原则引进来。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控制立法行为的一个原则，其结果是让立法机关受到很大的拘束，可以因此使政府体制或国家秩序变得高度的稳定，这是第二种重要的功能。

　　第三个功能跟第二个功能是恰恰相反，看起来很矛盾，同一个机关由两种相反的功能。但研究司法权的人都知道，司法权一方面是保守，一方面是替代主流的思考，有时候回走前一步，它有一种去调适的功能。假如说，社会推动国家去做一些政策的改变，而因为某个原因反而碰到保守的主流力量，就由司法机关去回应社会运动。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到，在美国，民权运动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代表。在其他国家可以看到，回应社会运动，加速社会变迁，跟前面可以看到的刹车功能搞好相反，它是油门功能。在国家的体制改变的时候，它需要作出很多调整，作出很多决定，但是那个政治力量卡在那里，不能很快做决定，司法机关插手进来，去加速它的转型，通过司法的功能加速淘汰跟宪法的功能不符或过时的制度或法律，那也是发挥了这样一个功能，加速转型的功能，就是我们讲的油门的功能。

　　在台湾来讲，我们可以找出不少这样的例子，大法官解释里头，比如，1990年的国会的解释，说第一届的国大代表没有经过改选，必须集体退出。那个不是它的功劳啊，不是它自己主动这样做，是在社会风起云涌的压力之下， 但是可以改变的机关动作很慢的时候，它先做一些改变。或者另外一个领域，妇女平权，在很多的社会运动里头，在台湾，妇女运动是最出名的，她们知道除了在街上去游行以外，如何去走司法这条路，去敲大法官的门，改变了整个民法的亲属继承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性的一些规定。这个都是通过司法解释去调适，在一个国会，国会大多是男性，要求他们很快做一些改变不是那么容易，它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做到。美国我想最好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新政时期，在整个主流意识已经改变，不再是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而是强调国家干预。但是，最高法院起初是反对的，到后来，它在社会压力和政府压力之下，它改变了。它改变的方法很简单，宪法是一样的，它怎么调整，它通过它对宪法的解释，认为你所采取的一些原则是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基准上的。所谓双重基准理论对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干预，是宪法上的规范力应该减弱，不像在政治领域。这就是很典型的通过司法解释去调整国家的规范，而让整个社会的变迁可以比较顺畅的触变的功能。这是三个司法违宪审查去发挥一个宪法的规范力如果适当的话，它会发挥相当大社会规范的功能。那我们看到成功的例子，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制度，但是同样成功的，比方美国是一个例子。大家都肯定发挥以上功能，如果一个成功的例子，在新兴的制度里头，一般都注意到像匈牙利，它的司法违宪审查发挥了相当大的功能，在转型过程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