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到这里，我们可以很快的接近今天的主题，来看一下台湾的经验。台湾的经验，第一个，我们的宪法是有明确的规范性格，从它的前言、若干条文，我们看到它并没有若干限量的一个细则，确认细则是规范性格。实际上，它的规范实质上是不存在的。它是从一个语义宪法，就是鲁恩斯坦所说的宪法向政治力量妥协。在1946、47年开始实施宪法，到1949年到台湾继续实施，一共修改了几次呢？到现在12次吧。就是在民主化之前，修改了5次，也就是它需要的时候就改。国会不要改选 ，那很简单，你就修宪，那国会就可以继续任职。         总统不能连任，他要连任，很简单，他把宪法改了，那就可以连任了。所以， 并不是名目宪法，而是语义宪法。它的规范力实际上被政治力给capture了。第二个，我们看这个经验，大法官从一个擦脂抹粉的角色，也就是从早期的语义宪法时期，做一个合理化的角色，到后来他跟着社会的改变，他去加速民主化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台湾的大法官的历史定位，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趋势的跟从者，他并不是一个趋势的开创者，他并没有带动政治改革或者是其它的重大改革。但是他可以在社会已经相当程度改变以后，很适时的跳进去，加速那样的改革。所以，透过这个改革过程，他也累积了他的权力，因势利导的累积了一个高度的违宪审查权。

　　那么，社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第一个是市场经济的改变，市场阶级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大批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宪法给予的财产权，营业自由，诉讼权的保护，你如果从大法官解释的发展可以看出来。所以，人权保护是从这些经济人权开始的。那么，大法官的审查是从低位阶的行政命令、判例开始，然后第一次宣告法律违宪是从第224号解释宣告税法违宪开始，那个已经到了1980年代的后期。也就是说，他是随着这个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始权力的累积，那么社会也在逐渐的从地方选举推到中央选举到全面选举，这种政治改革促使大法官做一些改变。在社会发生剧烈的冲突，然后统治者必须作一些让步，到宣誓做一些政治革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大法官解释出来。第一个166号解释，宣告一个限制人身自由、扩大警察权的一个法律违宪，那个是在台湾跟美国断交那一年做的。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冲击很大，必须作一些改革的宣誓。那时候，大法官就在夹缝中作了一些解释，诸如此类，是随着这些改革来的。那包括刚才提到的166号解释 ，384号解释，已经到了差不多1991年代。

　　那么，另外就是民主化以后推行的政治改革，而且是全面的体制的建立这样一个多数决的基础上，这时候出现了政党的竞争，机关之间的冲突，争议不断的出来，副总统可不可以兼任行政院院长，立法院改选行政院是不是要总辞，诸如此类，还有核四案。差不多有七八个重大的冲突，都使得大法官有机会介入，去审查宪法机关的行为，去审查法律、政治、宪法、修宪案本身，这些过程里头他都是被动的，而且是随着社会民主化的脚步去累积他的权力。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趋势的跟从者。两岸发展是另外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领域，两岸国家定位、发展，大法官并没有做出太多大胆的决定。这是台湾政治上一个几乎不可碰触的东西，造成大法官在这里非常的保守。但整个来看，他能够在今天得到那么大的权力，他甚至可以控制到宣告一个宪法规定违宪，一个几乎是超越了德国宪法法院那么大的一个权力。是因为他一路来，这中间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82年的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改变了整个大法官解释的制度，原因就在于，在这个之前，人民就已经可以申请解释。比如，1958年人民已经有申请权，但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敲大法官的大门。理由很简单，因为申请的结果是为他人作嫁。如果大法官确实宣布某个法律、命令或判例是违宪的话，个案是不溯及救济，不发生任何溯及后果，是向后救济，因此，就变成人民没有诱因去做。其实呢，一需要解释，如果大法官宣告，如果人民申请解释成功的话，那个个案可以提起再审。从那以后，整个解释制度改变了。主要的客户不再是机关，而是人民。我刚刚讲，90%以上案件是人民送进来的，那也把整个人权的规定整个都活化了，因为人民申请以来都是人权的案件，大法官有很大的发挥的余地。所以台湾的经验我总结有以上这些分析可以参考。那它是从行政命令和司法判例这个层次开始，向法院、法律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