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调解制度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使犯罪者逃脱应有的惩罚。

　　刑事诉讼调解中“交易”的内容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减轻指控；二是放弃指控；三是量刑交易。检察机关对犯罪的指控或者法院对罪犯的判刑都没有到位，使犯罪者逃脱了依照法律应当受到的惩罚，这无疑背离了罪与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因此，有些学者指出刑事调解是在出卖正义，让犯罪分子钻了法院和检察院的空子，没有让其得到应有的惩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我国刑法著名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体现了罚当其罪的正义要求。依据这项原则，无论是对犯罪分子科以多余的刑罚，还是给予过轻的刑罚，都有悖正义原则。因此，如果在我国推行刑事诉讼调解制度，不仅犯罪分子所犯罪行与所受刑罚不相适应，而且同样罪行的罪犯可能因为认罪态度不同而受到明显不同的惩罚，使量刑不再以犯罪事实为主要依据，而是以犯罪后的认罪态度为重点，狡猾的犯罪分子可能会利用交易逃脱应有的惩罚，显然不符合正义的原则。

　　（二）刑事调解制度违反无罪推定原则，使无罪者枉受有罪惩罚。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法院宣告判决前，不能认定其有罪。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诉方的负担明显重于辩护方，如果控方不能以充足的证据推翻无罪的推定，被告人就当然认定无罪。因此，对于控诉方而言，他们手中的证据必须经得起法庭的质证，否则将承担指控失败的风险。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往往更关心法院对其指控的肯定，而不太在乎量刑的轻重，他们宁可与犯罪嫌疑人私下交易了结案件，也不愿经受指控失败的风险。而对于辩护方而言，他们只要被指控有罪，无论其是否实施犯罪，被判决有罪的可能性会明显大于宣告无罪的可能性。司法实践中，控诉方往往利用自身强大的恐怖优势，引诱和迫使无罪的人承认有罪，而无罪的人面对强大的控诉主体，往往宁可选择与控诉方达成交易，愿意接受较小的冤枉而避免蒙受更大的冤枉，这显然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真实的合意是调解存在的生命！相对于强大的国家机关，被告人只不过是一个弱小的防御主体，其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调解自愿原则又怎能实现？因此，刑事诉讼调解制度破坏了无罪推定和人权保障机制，显然违背了正义的原则。

　　（三）刑事调解制度减轻了刑罚的威慑力，削弱了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

　　尽管刑罚在预防犯罪上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但其对犯罪有预防功能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认为被告人已经认罪和悔罪，主观恶性不再严重，可以不追究刑罚或减轻刑罚而达到预防犯罪，那么刑事调解则可能使刑罚的威慑效应降低，引导潜在的罪犯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因此，刑事诉讼的调解虽然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约了诉讼成本，但减弱了刑罚的威慑力，牺牲了刑罚对于犯罪的有效预防，纵容了犯罪行为的滋长，不符合正义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