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立法规定侦押权分离。

　　侦押分离制度是许多国家通行的一项制度。由独立于侦察机关的不同部门专门负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管押，以监督侦察机关的取证行为，保护和落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在我国，犯罪嫌疑人一向是被羁押在直接负责侦查的公安部门的看守所，虽然侦查和和羁押是不同职能部门的职责，可是羁押管理权和侦查权同时隶属于特定的公安机关。而且侦察机关能够掌握运用的羁押时间较长，“侦查人员基本上可以根据侦查的需要随时提审犯罪嫌疑人，审讯手段几乎不受法律的限制。”[14]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有必要设立侦审分离制度。在立法上，将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作为纯粹的刑事执行行为，刑事侦查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只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而没有侦查权，因而“无需”取证，刑讯逼供是多余的;而检察机关直接行使侦查权，他们在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取证，因受到公安机关的监督而“不能”刑讯逼供。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不仅可以避免刑讯逼供犯罪的发生，还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和相互监督。将关押犯罪嫌疑人与提审分为两个不同的部门，犯罪嫌疑人一旦从关押场所被提走，即开始全程录音、录像，在时间上不得有间断。该录音、录像资料一式两份，并交给犯罪嫌疑人一份留存。

　　4、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证据制度。

　　要从根本上否定一种证据，最好的效果就是规定其无效。因此，要想制止刑讯逼供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规定司法人员通过刑讯获取的口供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了凡经查证属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说这是对《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救性规定，但其规定过于粗疏，难以执行。司法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仍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在实践中一直强调在运用证据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此，从立法的完整性考虑，建议在规定严禁采用刑讯逼供的同时，在诉讼法中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获得证据不得作为证明指控罪名成立的证据使用。控辩双方只需向法庭提交客观性证据和证人线索。提供主观性证据的当事人和证人必须出庭，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当庭询问充分质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严格按照这一法定程序进行。对法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论是被告人讯问笔录还是证人的“书面证言”，一律不予采信。这一措施的采取，不仅可以杜绝刑讯逼供，而且还可杜绝刑事侦查人员对证人的暴力取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