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上级领导的“铁案”和“限期破案”的压力。

　　一个地方一旦发生一个案件，没有多大影响的则罢，如果在当地有一点影响，上级有关领导和机关就一个又一个的电话，这个说：“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那个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在几天之内破案。”其实，他们也是出于好心，想早日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还被害者一个公道，还社会以安宁。但是，他们这样的做法却给司法办案人员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使工作人员怕在他们限定的时间到来时，无法破案，就只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讯逼供，更有甚者，干脆找个替罪羔羊。使司法程序不在正义。

　　(5)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给刑讯逼供提供了群众基础。

　　刑讯逼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其特定的群众基础的。自古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默契，那就是犯了错的人在惩罚面前是没有权利可讲的。所以犯法就当罚，而且要很严厉的惩罚。其实这也是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 ——杀一儆百。当一个人被公安机关带去进行讯问，由于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就会认为这个人肯定是犯了法。如果被带走的人平时和邻居们关系不错，大家就会说：“真看不出，他是这种人。”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如果被带走的人平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们就会议论：“活该，枪毙了最好。”

　　在人们的心中，就是如果你犯了罪，就该罚，你如果不承认你的犯罪事实，你就该打，因为“不打不招”嘛!更何况只有严厉的惩罚了罪犯，才能使那些没有犯罪或正准备犯罪的人一个前车之鉴，使他们畏惧法律的惩罚而不敢犯罪。其实这也在为刑讯逼供进行“施肥”。有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被刑讯逼供过，但由于他们的法律知识的缺乏，而不敢揭发。因为他们认为，刑讯逼供的人代表国家，你要揭发他就是揭发国家，没自己的好果子吃，干脆忍气吞声算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对刑讯逼供进行了培育。

　　2、刑讯逼供存在的制度根源

　　(1)《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句话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如果不“如实回答”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权，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但是“如实回答”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开口说话，如何才能使其开口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问话予以回答，也面临着其回答是否“如实”的问题。如果侦查人员认为其没有回答或者其回答并不“如实”，没有尽到“如实回答”的义务，那么就意味着其必须承担不尽义务的责任，并受到相应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