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受传统法的影响外，现行立法上的缺陷也是刑讯逼供禁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第45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有罪”。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刑讯逼供的权利。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规定本身仍然难以从立法上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首先，《刑事诉讼法》第43条尽管从积极方面强调依法取证，严禁刑讯逼供，但不够完整，主要在于对于违反第43条的规定所获得的口供，没有作出任何宣称其无证据能力的程序性后果的规定。其次，整部刑事诉讼法中对于司法人员违法取证行为所应承担的程序法上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之一。此外，《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但对“如实”的标准未作出明确界定；当犯罪嫌疑人不回答或回答的不符合侦查人员心目中的如实标准时，侦查人员就必然会想尽办法去获取口供，其中难免刑讯逼供。可以说如实供述旨在否定刑讯逼供，但事实上却起到了变相鼓励侦查人员重口供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司法人员对口供的过份依赖，甚而借助刑讯获取口供，其危害性不容低估。其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这是刑讯逼供最接直的危害后果。早在17世纪的法国，就有人深刻地指出，刑讯是一种绝好的发明，它一方面可以使一个意志薄弱的无辜者被判有罪，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一个意志坚强的有罪者被判无罪。的确，通过刑讯使拒不认罪的罪犯如实招供的虽然不少，但无辜者因肉刑摧残而乱供乱攀，含冤受罚的也不乏其例。同时，刑讯逼供还容易导致被告人在审判中翻供。司法实践中在一些主要以口供定案或以口供为线索获取其他证据的案件中，被告人一旦以自己的口供是刑讯逼供的结果而翻供，整个案件的证明活动就有失败的可能，使得检察官和法官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其二，刑讯逼供破坏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在法院做出生效裁决之前，也就是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应该被推定为法律上无罪的人，而国家追诉机构只有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能够在法律上成立，才能推翻这一推定，使被告人从法律上无罪的人转化为有罪的人。由此，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应由检控方承担。检控方在承担证明责任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方法和程序取得证据。而刑讯逼供就是通过非法手段作出自己有罪的供诉，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必然有损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其三，刑讯逼供有违程序公正。现代意义的司法公正不仅要通过结果实现，更要通过诉讼本身实现，一个根据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所作出的裁判结果，以违法治违法，即使结果符合客观真实，社会公众也会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那种认为轻微的刑讯逼供不仅不会造成误判，而且还会因为“拿下口供”而侦破大量案件，达到结果公正的认识，既是对司法公正的片面理解，也不利于现代司法制度的建立。而且，刑讯逼供片面强调打击犯罪，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以追求办案效率，必然忽视司法的文明，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人权。

　　此外，刑讯逼供会导致司法人员对正确行使司法权的漠视，使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权威严重受损。极易使普通百姓通过这个窗口而对整个社会的司法是否公正产生怀疑，失去信心，甚至会产生一些逆反心理。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二、国外关子抑制刑讯逼供的立法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中国法里面一定有笞杖，和中世纪刑律的内容连在一起的诉讼形式一定是拷问”。[2]在西方国家中，早在古希腊就准许办案人员在审问奴隶时可以使用刑讯，罗马法也规定可以拷问自由民和奴隶。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西方各国才从法律上废除了刑讯逼供，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遏止刑讯逼供的法律原则制度与措施，虽然未能完全消灭刑讯逼供，但其中的一些内容值得我们借鉴。概括起来，主要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