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刚刚达到起刑标准的典型轻罪案件。这类案件因犯罪情节仅触犯定罪量刑的“底线”，社会危害性较小，被告人可塑性大，虽然不具备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但起诉后法院可能判处免予刑事处分、适用缓刑或单独适用罚金刑等，所以只要其真诚悔罪，弥补了犯罪造成的损失，可以缓予起诉。在实践中，这类案件虽然不符合不起诉的法定条件，但多数作了相对不起诉处理，特别是在一些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渎职犯罪案件、盗窃等侵财刑型刑事犯罪案件的中表现尤为明显，不起诉率高的问题也主要是由这类案件引起的。从罪刑相适应的角度看，这样处理有其合理的一面。所以，对这类案件设立缓予起诉制度，可以解决不起诉合理不合法的矛盾，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3、未成年人轻罪案件。已满14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可能判处缓刑的轻罪，又是初犯的，虽然不具备免除处罚情节，可以缓予起诉。因为未成年人往往有主观恶性不深，心理、性格等方面尚未成熟定型，犯罪一般是受家庭、社会因素影响，可塑性最大，对他们实施刑罚改造并非一定是最佳选择，甚至容易产生对抗社会的思想情绪，所以，给他们以特别的关爱，予以缓予起诉，能够消除刑罚处罚的污点对其人生造成的重大消极影响，有利于早日回归社会正常生活，健康成长。

    4、排除适用条件。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累犯、有故意犯罪前科、拒不赔偿被害人损失等情形的，均不得适用缓予起诉。

    （二）缓予起诉的监督制约机制

    缓予起诉作为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必须设置科学严密的的监督制约机制，否则，这项权力就很容易被滥用，变相成为处理人情案、关系案的方式和途径，导致执法不公，徇私舞弊而放纵犯罪。

    监督制约机制应当从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设立上级检察机关批准程序，即只有经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暂缓起诉决定才能生效。特别是自侦案件，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一，更有必要强化内部监督。二是赋予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权和提请复核权。公安机关认为决定错误，可申请作出决定的检察机关进行复议，对复议维持原决定的，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核。三是赋予被害人直接起诉权。我国现行刑诉法对犯罪追诉的模式兼采了当事人主义的特点，被害人由过去的诉讼参与人变成了当事人，诉讼地位得到提高，诉讼权利得到加强，对不起诉案件可以自行向法院起诉，并具有抵消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后果。根据这一立法精神，同样应当赋予被害人对缓予起诉案件的直接起诉权，这是对缓予起诉最直接、最强有力的外部监督。缓予起诉决定得不到利害关系人的认同，说明决定本身有一定的不合理因素。

    （三）对被缓诉人的考验期限、考验标准及监督考察

    缓诉考验期限长短不可能象缓刑那样依据刑期来确定，考验期限太短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太长不好操作，所以以1年至2年为宜，1年为最低期限，2年为最高期限。

    缓诉考验标准，即对被缓诉人不再追诉的条件，可以参照刑法规定的缓刑考验条件：一是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二是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三是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如严重违反上述规定，被行政处罚、追究刑事责任、脱离监督甚至下落不明等，均应撤销缓诉决定予以起诉。

    缓诉对象的考察监督应由当地公安派出所负责，所在单位、村委会和居委会等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发现情况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监督，定期了解有关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提出纠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