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热迹象，去年4月，中央政府开始宏观调控，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由于宏观调控必然导致某些行业的大起大落，与这些被“调控”行业相关的一些贷款开始成为不良。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Stephen Green日前称，经济周期走向下降阶段，通常会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的升高。由于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企业利润的减低，目前国内银行发放的贷款存在成为不良贷款的风险，银行的不良贷款还可能继续攀升。

　　国有银行股改后不良贷款增加一直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担心的问题。2004年5月21日，周小川在北京科博会·中国经济高峰会上演讲的主题就是《防止商业银行在改革后继续出现大量不良贷款的若干议题》。周小川讲了7个问题，第7个就是“为了有效防止商业银行在改革后继续出现大量不良贷款，应尽力控制好经济周期，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周小川指出，“实际上，银行经营中最担心的就是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在宏观经济‘大起’时，谁都能够看到银行的经营情况比较好，利润比较高，资产质量提高也比较快。例如最近几年大家看到我国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每年在降低3-5个百分点，看起来情况很好。一旦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尤其在‘大落’的情况下，有可能大量的不良资产会突然暴露出来，变得难以控制。”

　　打破银行与政府的博弈

　　对于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有深入研究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王一江博士认为，国有银行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博弈关系，正是这种博弈关系导致了2003年以来的贷款猛增、宏观调控和实际不良贷款增加。

　　过去几年，中央政府和央行对于国有银行提出了不良贷款“双降”的考核指标，要求国有银行通过增加盈利能力来消化不良贷款。在国家控制着银行存贷款利差的情况下，银行只要多存多贷就一定能够赚钱，于是国有银行就拼命放贷，放贷多了盈利就会增加，就能够有更多的利润来消化不良贷款;同时，多放贷也可以扩大贷款的分母，从而稀释不良贷款，达到降低不良贷款比率的效果，从而满足中央政府的要求。至于贷款发放产生的风险，则要等到几年以后才会逐步暴露，不会对国有银行领导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构成约束。

　　这种情形在2003年十分明显：国有银行贷款猛增，盈利增加，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降”。但是这样拼命放贷的后果是宏观失控，导致经济过热，最终迫使中央进行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则导致了新的不良贷款产生，这就是国有银行与中央政府博弈的结果。

　　“要想打破这个博弈，就需要真正割断中央政府和国有银行的关系，取消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干预，甚至改变中央政府通过制定一些指标要求国有银行办好的干预，让国有银行在与外资银行激烈的竞争中改变自己资产质量不高的劣势”，王一江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