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开胸验肺”事件主角张海超展示一份新的诊断证明书(右)，这张证明书与之前的诊断证明结论不同。新华社记者 赵鹏 摄

　　中国立法者本周审议了修正案草案，期望通过完善立法以减少错判“冤案”以及看守所刑讯逼供等虐待行为的发生。国家赔偿法生效14年来，一系列舆论热点事件伴随着这部法律的实施。在中国，一批里程碑式的“小人物”影响和促进了一系列法律条令的修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说，这些标志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新华网11月1日)

　　无论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还是2005年的佘祥林、聂树彬案，抑或年初云南晋宁看守所的“躲猫猫”事件，还有前不久河南农民工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乃至最近上海曝出的“钓鱼式执法”，牵涉对象无一不是社会普通人物。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最终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并促进了相关法治建设，这无疑是有益的一面。不过，如果将目光射向这些“小人物”付出的那些昂贵代价，难免让人顿感悲壮。

　　“小人物”个案之所以备受关注，根本一点在于舆论的高度介入。舆论介入本来就存在“与众不同”的新闻可读性准入门槛，即所报道事件必须具备能够吸引公众眼球的新闻性。回顾这些“小人物”个案，其“新闻性”往往在于事件本身过于沉重：或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或者以自残等极端的方式求证自身清白。

　　有必要指出的是，就是这些“小人物”个案，虽然他们受到舆论高度关注，却往往并非遭遇此类事情的第一人，只不过，以前的那些“小人物”要么忍气吞声，要么想法设法打通关节，脱离了难关。只不过这些受舆论高度关注的“小人物”个案，抵达了法律边界极限，公众这才更加看清法律的严重缺漏，乃至执法者不作为滥作为导致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小人物”个案能够助推社会进步，似乎是“将坏事变好事”。但这不能不让人引起思考：我们社会法治建设的进步，难道就不能避免这种昂贵的生命或健康代价?一直以来，无论是庞大的法学研究队伍，还是现有制度架构，对于法治建设一贯表白是高度重视，但为什么不能在这些“小人物”个案发生之前便防微杜渐?为什么对那些司空见惯侵犯“小人物”私域权益的案例未能尽早介入，而是让媒体抢在了前面呢?

　　就眼下来看，在法治建设方面，我们不缺专家学者，也不缺机构机制，更不缺资金资源，可为什么事关“小人物”生存环境的法治建设步履如此沉重，这里面到底是因为我们对“小人物”生存环境缺乏了解和重视，还是我们的法治建设缺乏一套更低诱发成本的科学机制呢?积极反思“小人物”个案背后的问题，远比大谈“将坏事变好事”更有意义。